1963年宝鸡市贾村镇出土的“何尊”是西周早期贵族“何”铸造的一件青铜酒器，通高38.5厘米、口径29厘米、圈足底径20×20厘米，重14.6千克。尊器身呈椭方形，圆口外侈，通体饰四道透雕的扉棱，造型典雅庄重，方圆相继，富有变化。尊上腹部饰以蕉叶纹和蛇纹，腹部及圈足饰饕餮纹，饕餮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翘出器面；纹饰采用高浮雕与地纹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繁缛华丽。何尊是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铜器，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与“中国”称谓解
周成王五年的某一天，成王诵召见了文王亲信的一个后裔宗小子。成王说，你的父亲曾经效忠于文王，使文王从上天那里得到了治理天下的使命，后来武王完成了这个使命，并在洛邑建都。希望你能够效法你的父亲，继续效忠于王室。这段历史记载，粗看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历史学家们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武王是初步营建洛邑之后才在镐京建都的。从维护西周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抉择。何尊就是记载这一事件的重要物证。
尊是一种酒器，何尊是1963年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镇出土的。但为什么又叫何尊？原来“何”是西周早期奴隶主贵族宗小子的名，对于奴隶主来说，受到周王的接见无疑是件荣幸的事,为了让后代铭记祖先的殊荣，何便把他受到成王接见的事迹铸刻在青铜器上，由何督造又刻有何之事的尊自然就叫何尊了。实际上，何尊珍贵之处除了它凝重大气的造型和神秘华丽的纹饰外，更在于尊内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极具史料价值，而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何尊铭曰：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孛?＞聪碓眨 蔽ㄍ豕У略Ｌ煅担?也幻簦?跸腾尽：挝?簇ε螅?米鳌豕?ψ鹨汀Ｎ┩跷屐搿?/strong>
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政权形式的诞生。应当说，这时“中国”的概念便有了确切的政治涵义。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禹被视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何以“夏”相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商原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取代夏朝而成为“天下共主”。商朝之时，被称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发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缘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当时已出现“中商”、“大商邑”的称谓，而对周围各族则称之为“方”。最迟从周初开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地区开始被称做“中国”。“中国”最初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概念，最早出现“中国”一词就是在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V民’”。中为指事字。甲骨文、金文字形，中象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正中竖立。本义中心、当中，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据《新书·属远》载：“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或”是“国”的本字。周金文早期作“或”，从字面讲，它由城池和干戈构成，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属于自己的城池，而且要有军队，时刻来保护自己的疆土和臣民，这才叫国。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外加“口”以为国界，属于文字上自然演变。围绕在“中国”周围的是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等。《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武王统治的地域为中国。
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国”称谓，至少具有四种含义：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阳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 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此义源于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雅》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时的“中国”与“四方（夷）”、“京师”与“四国”对举，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这里的“中国”，主要指华夏民族。四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礼记·玉制》又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见，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逐步跨出了中原，继而指代华夏民族整个居住地和所建立的国家。
另外，据文献记载，西周成王时，曾有迁宅洛邑一事。如《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室洛邑。”《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周公完成了武王的遗志，鉴于周的首都镐京（今西安附近）远在渭河流域，因此在今天河南洛阳这个当时中国的中心地区完成了成周的建设，将它作为周的陪都、也是镇抚全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从此，镐京至成周一线成为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区。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成王时铜器何尊铭文开篇便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尽管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前行的。何尊除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也相当精美。尊体椭方，口圆而外侈。口沿以下为透雕脊棱间隔，从上至下将圆形器体分为四个部分。主体花纹为高浮雕兽面纹，位于中部，巨目利爪，狞厉凶猛。口沿和圈足部位的纹饰，分别为兽形蕉叶纹和相对简单的浅浮雕兽面纹。整器的装饰以雷纹为地，部分采用三层花的装饰手法，看起来华美瑰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商周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频繁的掠夺战争、野蛮而又残酷的奴隶统治，使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和动荡不安的气氛中。为了永久的统治和富贵，奴隶主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鬼神。频繁、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既是为了炫耀祖先征伐胜利的功德，又是为了乞求神灵对本民族的庇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古人会杀掉甚至吃掉非本民族和本部落的敌人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吃人的饕餮就充当了这个时代的标准音符。它一方面是保护本族、本部落的神灵，同时，它又是对异族和其他部落进行危惧恐吓的符号。以恶制恶，以魔鬼的形象来打败魔鬼，这就是何尊上的饕餮纹之所以显示出那样森严冷峻的原因。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 陈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