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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赞赞”国宝冒出来

(来源:网站编辑 2024-06-23 00:04)
文章正文

6月22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村民在挖掘房屋地基时意外发现了大批商周时期青铜器。

 

宝鸡这片土地,既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乡,也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素有“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佛骨圣地”之美誉。位于宝鸡岐山县和扶风县交界处的周原遗址,是古周人早期都城岐邑所在地,自汉代以来,青铜器在宝鸡市屡屡出土。

 

然而,在中华文明的悠悠岁月长河中,西周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完整的历史遗存和详实的史料记载,成了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断代史。因此,作为周秦文明的发祥地,宝鸡市每一次涉及商周墓葬的重大考古,都会牵动世人的目光和眼球。此次大批商周时期青铜器又一次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

 

    一“斗子”下去,竟挖出大批商周青铜器

 

6月22日早晨9点多,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村民徐海军沿着村中小路,途经村民曾师傅准备盖新屋的庄基地时,发现平整过的庄基地上,一辆挖掘机正在挖砌墙的土沟。突然,他听见挖掘机巨大的铁铲下,传来“嘶嘶”的刺耳声响。以为挖到村里饮用水管的徐海军赶忙示意司机停下来,仔细查看到底挖到了啥东西。

 

“当我用手扒开发出‘嘶嘶’声响的土层时,一件‘绿赞赞’的东西露了出来。”(当地方言,意为“很绿”)石嘴头村四组的村落位于石嘴山遗址保护区范围,不时出土的青铜器让村民们早已习以为常。“会不会又是一个青铜器呢?”徐海军心里一边想着,一边赶紧给村委会报告。

 

石嘴头村南倚著名的鸡峰山(古称陈仓山),宝鸡地名即源于此。相传春秋时,秦文公在此狩猎,获雌鸡,后飞至山上化为石鸡,立祠祀为“陈宝”。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陈仓山复闻神鸡啼鸣,声传十余里,皇帝认为这是瑞祥之兆,遂下诏改陈仓为“宝鸡”。

 

据宝鸡石鼓镇石嘴头村村委会主任秦明祥讲,早在唐代,石鼓镇就因为出土了被封为“中国第一古物”的先秦石鼓而得名。这次徐海军发现文物的消息,很快报到了区、市文物部门。他们闻讯而动,当即展开了抢救清理。陕西省文物局获悉情况后,立即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上报了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接着,陕西省和宝鸡市等文物部门按照考古发掘规定和程序,展开了全面的抢救性清理。

 

根据出土器物,考古专家初步断定该墓葬为商末周初的贵族墓葬区。该墓葬长4.3米,宽3.6米,距离地表深2.4米,两椁一棺形制,墓主头南脚北,仅留部分骨骼。经过近半个月的抢救性发掘清理,截至目前,本次考古共提取出包含了六鼎、六簋、六卣等在内的大件青铜礼器14种近30件。

 

据陕西省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负责本次西周贵族墓考古的考古队队长刘军社介绍,石嘴头村西周贵族墓葬属于商末周初,目前所见的青铜文物主要是食器、酒器、车马器和兵器,还有众多的贝类和木质器物,文物数量应超过200件。他认为此次发掘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中的重器,器形非常精美,这在西周墓葬发掘中是很少见的,为研究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天进教授认为,此次在墓葬中发掘的体量最大的青铜重器,不管是从表面的花纹,还是从整体器物的形状看,都具有商代青铜器的特征。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均认为,这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其影响仅次于2003年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

 

    墓主人身份究竟有多尊贵

 

对于此次出土包括礼制规格很高的禁和大量卣、尊、罍、方彝、尊、爵、鼎、簋等青铜器的西周大墓来说,墓主身份需要进一步考古论证。

 

有考古人员大胆预测,根据出土文物规格之高、数量之大、体型之巨等相关信息分析,墓主的身份不仅显赫,还有可能是西周早期一位王侯的墓葬。

 

刘军社认为,就目前发现的青铜礼器、酒器的精美程度而言,墓主人非富即贵。而从墓葬中出土的部分兵器、车马器来看,这位墓主人可能是位武职官员。从陪葬的器物数量多、器物体型大来看,还可能是较高等级的武将。

 

据刘军社介绍,那个时代每个部族的丧葬制度都不太相同。“像这座墓,青铜礼器都放于壁龛之中,这在同一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在中国考古史上也非常罕见。这座墓可以作为西周早期考古的一个案例,但要全面还原当时的丧葬制度,还有赖今后继续的考古发掘。”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辛怡华介绍,由于西周早期礼制还不是很完善,墓主人身份暂时无法通过出土的各类器物进行判断。“但从器物的数量和规模看,可以肯定他至少是贵族中地位比较高的。”

 

关于古墓是属西周还是商朝的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介绍,目前对于挖掘的贵族墓考古断代有两种推测,一种说法是西周早期,还有一种观点是商晚期,两个断代时间点介乎于武王伐纣的前后时期。

 

7月1日,随着墓葬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在墓室底部清理出两件玉器及18枚呈“T”形摆放的铜泡。这两件玉器的出土,为这座西周古墓等级的判断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但那个时代,周礼制度还未正式创立,像天子九鼎、诸侯七鼎这样的等级制度,未必适用于这座墓葬。刘军社坦言,如果套用周礼制度来定这座墓的等级,未必合适。

 

徐天进表示,对于本次考古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目前出土的一件不起眼的陶器——高领袋足鬲。徐天进进一步解释说,依据出土的陶器高领袋足鬲来判断,埋葬在这座古墓的家族应该是生长在北方的姜戎族。《竹书纪年》记载:炎帝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大明一统志》《宝鸡县志》等志书均记载“姜水”是指今宝鸡市区渭河南的清姜河。有研究者考证认为,在今宝鸡市区渭河和清姜河的交汇地带,曾发现过多件姜炎文化的典型器物——高领袋足鬲。

 

“墓中发现的陶器只有‘高领袋足鬲’,根据这件唯一的陶器推测,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宝鸡地区姜戎人的后裔。”刘军社说。

 

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考古学博士任雪莉说,目前关于墓主族属的问题基本清晰,但是这些族群是原著民还是周移民尚需考证定论。她表示,商周时期,宝鸡已经显现出“通甘下巴蜀”的交通枢纽地位,黄帝后裔姬姓族群也和炎帝后裔姜姓族群互通婚姻。

 

    存世罕见的西周青铜禁

 

在这次考古出土的所有青铜礼器中,最引人注目、最珍贵的无疑是青铜禁了。这种类似于现在“茶几”的器物,之前在中国只出土过4件,目前藏于国内的也只有一件。

 

据专家介绍,此次出土的青铜禁长95厘米,宽45厘米,高21厘米,其形状大小仅次于藏于美国的铜禁,但精美程度算是最好的。

 

记者看到,存世罕见的西周青铜禁,位于已发掘的墓葬北侧中部窑龛上,而在北侧坑底,木质车马器露出土壤的只有部分形制结构和配件,其间还夹杂着少量贝币。在青铜禁上,一个青铜方彝也引人注目。根据专家介绍,按照此前的考古规律,拥有方形青铜器的墓主人身份,往往比只有圆形青铜器的墓主人身份要高一些。

 

周人将酗酒列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灭商后施行了严格的禁酒令。“禁”的名称正是诞生于禁酒的大背景之下。但这次考古中出土的青铜器,多为饮酒器,和“禁”的本意有抵触。“墓主人可能是一个爱喝酒之人,放件禁在里面,或许是要提醒自己不要贪杯。”考古专家推测说。

 

在我国,商周铜禁仅在宝鸡市出土过。最早出现的“禁”是公元1901年。宝鸡市斗鸡台戴家弯村农民在村北的坡地上挖地时,挖出了一件青铜“禁”,属首次发现。最先,这件弥足珍贵的青铜“禁”被曾任陕西按察使的大古董商端方占有,后来又流入美国。1927年7月,军阀党毓坤在戴家湾盗掘古墓,发现3件铜禁。这三件“禁”有一件流入日本,但最终又传入国内,现被天津博物馆收藏。这是党毓坤所盗3件铜禁中最小的一个,另外两件下落不明。

 

这次发现的青铜禁是宝鸡市第三次发现。这些铜禁、铜卣等文物风格与斗鸡台、戴家湾党毓坤盗掘出土文物风格相近。铜卣、铜彝、铜罍体态较大,铜罍口沿内侧有“亞”字形族徽。

 

古代,“禁”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礼制等级要求和规定,只有王室才能使用。因此,它的数量稀少,非常珍贵。这次出土的青铜“禁”是否和王室有关联,还需考古的进一步研究证实。

 

    “另类”墓葬成范例

 

在这座墓葬中,以东北处的腿骨判断,墓主人的下葬方式应为头南脚北,按周人墓葬的常理而言,陪葬品应环绕摆放在墓主的腰身之上,而此座墓葬的随葬品却摆放在墓主的脚下方,且在壁龛之内,实为“另类”。

 

对于这座“另类”的周人墓葬,刘军社说,这座墓葬的规格属于周早期的中型贵族墓葬。但其随葬品数量众多、组合完整、体量大、制作精美,又确实罕见。

 

对于墓葬壁龛内放置随葬品的这种反常形式,刘军社解释,这是近几十年来在宝鸡地区西周墓葬挖掘中发现的首例。可以说,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次发现为今后研究周人丧葬形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

 

    马车陪葬的秘密

 

西周时期,作为殉葬的一种形式,往往在墓葬的附近有许多车马坑。而以实用的真车真马来殉葬始于商代,不过数量较少,且多见于晚期。通过考古人员对二层台以下墓室的清理,基本可以看清为两椁一棺形制,而且椁上部发现了1辆马车,随之出土的还有车3件、铜泡17件、銮铃3件、铜鸟2件、车饰2件。

 

先人一直有“视死如生”的观念,马车如同在墓中随葬的其他器物一样,都是为了死者的阴间生活。但商周时期的殉葬物是不能随意埋入的,而是显示着一定的等级身份,因此,殉葬物往往代表着墓主人的权力和地位。

 

经过千年的岁月流逝,这辆马车的木质结构早已碳化,而这些马车上的佩饰仍在用无声的语言,默默诉说着这位墓主的高贵身份,这也是墓主人武官职位的又一佐证。

 

    青铜盘现铭文和L造型族徽

 

在提取西侧壁龛的青铜盘时,考古人员在盘底发现有“臣、癸、先”三个字和一个族徽,随后又在东侧壁龛提取的青铜甗内壁发现一个“万”字符号。据专家现场分析,墓室所出现的青铜器多系商代器皿,但是青铜甗上出现的“万”字是否就是墓主的族姓,目前仍然是个谜。

 

万字,像一个巨螯屈尾的蝎子形状,其本义是指蝎子。此字后来借用为数词,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又极言其多,如万物、万象等;又引申为极其、非常、绝对等义。

 

铭文中出现的三个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王占奎研究员分析道,“臣”应是臣下的意思;“癸”的含义则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十天干”的最后一位。

 

铭文中“先”的含义,目前还不得而知。至于青铜盘底L造型,专家现场初步断为是族徽。据了解,青铜器族徽文字是商周时代的族氏名号,是研究当时族氏关系、家族形态的重要史料。

 

7月5日至6日,陕西省宝鸡市西周早期贵族武士墓葬发掘进入大型器物整体提取阶段,它们保存完好、图案精美、纹路清晰可见。三件大型青铜礼器提取时,意外发现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铭文,这让现场考古专家惊喜连连。

 

考古人员在提取北侧壁龛上的一件青铜罍时,透过器物上的豁口,发现器物内部的侧面有一个亚形方框图案,图案旁刻有铭文。

 

据王占奎介绍,图案底色鲜艳,考古学上叫“孔雀蓝”,图案上左边是“亚”字,右边是“羌”字,上面是脖子被一根绳子拴着的羊头,下面有个脚,而其左侧是表示出行、出走的字符。他说,图案旁的两个文字是“父”和“乙”。“父、乙”是人名,这是商代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但姬姓周人不用这个。王占奎说,图案中的“亚、羌”表达何种意思尚无从定论。

 

    发现疑似迄今最早的酒

 

专家在清理一件青铜卣酒器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其内盛有液体。在酒器密封很好的情况下,液体很可能是保存下来的酒。专家怀疑这可能是考古发现的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中国酒。

 

据刘军社介绍,墓室壁龛中共有6件青铜卣,最初清理出来的里面没有什么声音,但是这件盛有液体的青铜卣在轻轻摇晃之下,可以听到明显的水声。由于器盖很结实,酒器本身也十分完整,虽然现场也不具备打开检视的条件,基本上仍能判定其内盛的液体是酒。至于是何种酒,以及酒精的含量等问题,都需要等今后的专项检测才能有答案。

 

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盛行饮酒,在晚商时代甚至出现过“酒池肉林”的现象。而代商而起的周人也正是以惩罚商人的饮酒无度等腐败行为为号召,联合众多部族推翻了商人统治,并在总结商人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限制饮酒。

 

据辛怡华介绍,青铜卣中的酒虽然其具体成分目前仍然不清楚,但其与长95厘米、高21厘米的龙纹“禁酒器”青铜禁相伴而处,让人们不禁思考墓主人对酒的态度应当是“饮而有度”的。

 

    出土青铜器或为“安阳造”

 

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目前发掘工作基本结束。而从发掘到的器物来看,这些器物均是商朝器物。

 

“这些青铜器的纹路、模子等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模子形制和花纹很相似”,王占奎研究员称,其产地可能就是安阳殷墟。他说,考古一般都是通过解读铭文、科学分析后才会有客观的意见。

 

殷墟是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对于商代器物为何出现在周朝的墓葬里,专家早前的解释是周灭商后,曾掠夺了大量东西,而这些东西有许多作为战利品奖给了有功大臣。

 

据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研究中,判断墓主的年代,一般将葬物中最晚出现的器物的年代作为墓葬年代。而这座墓葬中陪葬品均为商朝,加之墓葬陪葬品摆放形式、陪葬品不符合周朝礼制等奇怪现象出现,墓葬很有可能并不是西周早期,而为商末时期。

 

    3000年前铜铃声音清脆

 

7月2日,考古人员对墓室棺椁底部散落的玉器和车马器等文物进行清理,并开始对文物进行编号、装箱工作。

 

一件车马器铜铃装入塑封袋时,忽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考古现场顿时静寂下来,任3000年前的悦耳铃声回荡。

 

在考古现场,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盘状器物尤为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盘状器物是该墓葬出土的唯一一件水器,且就其形状、规格而言,在国内都比较罕见。徐天进认为,这个“深腰盘”系商代的青铜器,名称就叫盘,是盥洗用的。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商代的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多系盛酒、饮酒使用的尊、鼎、卣等器具,而在西周贵族墓中常发现簋、甗等盛放饭食的器具,说明了商人好酒、周人喜食的生活习俗。

 

此外,考古人员在为墓葬西北角的青铜车马器整体打包时,还发现一只埋在土层中的青铜矛。这只青铜矛长约20厘米,整体保存比较完好。辛怡华说:“青铜矛曾出现在西周晚期墓葬中,而在西周早期墓葬中出现还是第一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本报记者 杨永林 张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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