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视角的南头古城微更新：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南头实验” | 张宇星 等 | 时代建筑2023年第4期
2023-10-25 13:55
发布于：山西省
本期主题文章简介
随着“2018年深港城市\ 建筑双城双年展”落脚深圳南头古城，让作为城中村的南头的城市更新2016年以来备受关注。最初由都市实践的研究与策展推动的一系列积极的改造与介入经过不断地拓展，被称为“南头实验”，这成为深圳深入关注“城中村”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象征，在此影响下，深圳城中村的研究与实践也在不断地迭代。本期邀请专家学者回顾与反思“南头实验”的意义、困境与新的可能性，讨论在“城/村共生”语境下的南头及更多的城中村是否能够孕育出一种新的代表未来的城市模式？
孟岩、吴然回顾和反思了“南头实验”的最初目标、意义与新的可能性，指出保留与发展“城/村”类型有助于重建一种历史语境和文化叙事，“南头实验”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规划的世界之外寻找城市营造的另类原型和路径。黄燊、冯江通过地理环境、形态格局、街坊肌理和建筑物来辨析明清以来南头古城的时间层积和空间演替，认为南头古城的现状是所城、县城、乡社三个时期的叠合，其实质是城村复合的濒海聚落。张宇星、杨晓春、王建明等试图从城市治理视角解析政府引领、多方参与下的南头古城微更新历程，指出城中村微更新的成功与否有赖于高效协同的空间治理架构。张轶伟、王一凡分析了南头古城建筑活化与再生的历程，指出建筑师的介入，不仅发挥了先导作用，同时也是维系社区原真性与内在价值的专业依托。钱源探讨了南头古城保护与更新中基于规划、运营实践的价值判断，指出一种好的城市更新机制，应当抵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府公共服务价值的平衡态。达丽娅·丽萨雅探讨了南头古城实施保护与利用城市更新策略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成因和影响机制。何柳回顾了艺术介入的理念与语境变化，审视作为客体的“南头古城”其自身定义，探讨艺术介入城市的动因。范悦、陈珊、张琼试图在梳理深圳高密度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居住形态演变，并在不同容积率住区居住感知对比基础上，对南头古城社区渐进式的更新模式下产生的多元化居住形态与品质进行探讨。
主编：支文军教授
城市治理视角的南头古城微更新
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南头实验”
Micro-upgrading of the Nantou Old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overnance
Experiment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s
张宇星 杨晓春 王建明 刘浩玉卓 戴雅希
ZHANG Yuxing, YANG Xiaochun, WANG Jianming, LIU Haoyuzhuo, DAI Yaxi
Abstract
城市更新过程体现着政府的城市治理方式，而城中村微更新的成功有赖于高效协同的空间治理架构。深圳市南头古城微更新案例受到广泛关注，其采取的在政府引领下成立“政府平台+开发运营商+城中村股份公司”三方合资公司，“统一租赁+更新整治+管理运营”的综合治理模式，成为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南头实验”。因此，文章把南头古城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首先从历史维度解析了多方主体在南头古城的城村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深度解剖了2016年以来围绕主街为主的微更新实践，试图从城市治理视角解析政府引领、多方参与下的微更新历程，并在总结实践得失的基础上探讨了未来治理思路，以期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微更新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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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治理”一词被引入西方城市研究领域，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迅速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并成为西方城市研究的核心术语，其基本含义是“城市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合作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1]城市治理将政府、市场和市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研究和审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协商且保持力量均衡。[2]57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3]主要是对建成区的再开发。它既包含对基础设施、建筑物等“硬性”要素的物质改造，也包括对文化、视觉环境乃至人们心理认同等“软性”要素的更新。[4]城市更新的概念来源于欧美，经历了大规模拆除重建的空间再生产和空间增值，转向小规模渐进式综合目标可持续改善的发展历程。城市更新的过程是对城市各类存量空间资源及要素的使用、收益和再分配[5]，涉及与此相关的地方政府、市场和地方居民多方利益的重划，需要各方不断沟通，共同协作。[2]58它强调的是政府、市场和居民在空间增值分配的博弈过程中，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类型与特征，具体来讲包括城市更新的政策目标、决策机制、实施过程与产生的社会影响等。[2]57因此，城市更新正在演变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方共同参与，通过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和物质环境等各种调节技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治理手段。城市更新过程是以空间增值、资源再分配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治理。
中国的城市更新在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大拆大建的粗放式空间再造过程后，也逐渐转变为小规模的渐进式更新，以温和、低冲击的方式，由表及里地探索更新路径。[6]10相较于拆除重建的更新模式，微更新更多地强调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利益共享，[7]是一种公共治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实践策略，也是当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有效手段。[6]10本文以深圳市“南头实验”所践行的微更新行动为个案研究对象，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解析在南头古城微更新历程中政府、企业和社区角色的互动过程和实现效应，以期为中国类似地区的更新活动提供可持续运营模式的参考与借鉴。
1 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理解南头的城村变迁
南头古城历经1 700年的历史沿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从“城”到“村”，再到改革开放后从“城中村”到如今“村中城”的身份嬗变。
1.1 南头古城的缓慢演变
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国营富国强兵，南头盐官与粤西地区的高要盐官并称“东西盐官”，并在深圳南头城设立了盐官制所。这是深圳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建制单位，南头古城也是深圳城市的最早发源地。自东吴（265年）设置“司盐都尉”，并修建“司盐都尉垒城”，到东晋（331年）设立东官郡宝安县并在其后约426年的时间里， “郡县治所在地”均为南头城。盐业对南头古城一带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南头古城的地位也从盐政中心逐步发展成为粤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8]明清时期，南头古城曾为“海防要塞”守御千户所，并于1573年成为新安县治及至民国初年（清初曾有3年因“迁海”而治所内迁）；1914年新安县复名宝安县，县治仍在南头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广九铁路带动了车站附近工商业的发展，宝安县政府于1953年东迁至深圳墟。[9-10]（图1）
1. 从司盐都尉垒（东官场）、东官郡城（宝安县城）到南头古城（新安故城）的位置变迁示意图
在1700年的古城兴衰过程中，代表着政府意志的治所变迁自始至终是影响南头古城空间演变的关键要素。封建时代的中央政府通过设立专职官署，如司盐官、守御官，或者更高等级的普通衙署如县治郡治，首先完成政府主导的管理空间（如官署衙门、城门、城墙、护城河等）和生产防御空间（如盐场、校场等）的定位布局，并借此带动居民自发完成的生活空间（如住宅、市场）的渐进建设。随着时间的迁移，寺庙坛苑等公共空间渐次生成，以县署前大街和牌楼正街为主导连接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的“九街”格局逐渐稳定，形成了具有中国南方城市特色的古城空间格局（图2之a）。
2. “城-村-城中村-村中城”――南头古城的物质空间演变示意
1.2 公社到村的自然衰败
自1953年宝安县治迁至深圳镇后，南头古城失去了行政中心的地位，被划为南头公社的驻地。由于南头古城政治地位的下降，空间建设由原来的官府主导转为居民主导，居民以自身生活生产经营需要为出发点对南头古城空间进行了一系列自发性改造。古城西南侧城墙和周边部分建筑在历史进程中被拆除改为林场，护城河被填埋改为宅基地或鱼塘，城墙旧址也被居民所占，[11]建造低质居住建筑，古城总体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均有所降低。至1980年，南山区成立，南头古城正式降格为村级单位，隶属南头街道办管辖（图2之b）。
2. “城-村-城中村-村中城”――南头古城的物质空间演变示意
由故城衰败而成的南头村，有着与深圳其他单一姓氏历史村落不同的复杂社会结构。一般历史村落的典型特征是某单一姓氏宗族占村民90%以上，如深圳最大的城中村楼村以陈姓宗族为主，少数麦姓。历经漫长建置沿革的南头城，本地居民构成十分复杂，有郑、陈、文、黄等多个姓氏，在明正统《郑氏世系序》、清同治南头北头村《黄氏族谱》中均提到南头地名，[12]南头后来的村民也大多为以前南头城的居民后代。
这一阶段的南头村，因行政建置降低而政府影响大为减弱，居民成为空间建设的主体。但是，尽管原来实现“城”的职能的各项公共设施快速颓败，古城中仍保持着社会多元的“城”的基因以及街道格局基本完整的“城”的肌理。
1.3 城中村的野蛮生长
1980年起，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三来一补”企业的进驻，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前来深圳务工，对便利廉价的临时住所的需求快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选择租住在南头村中。本地村民看到增加住宅建筑面积所能够带来的租金收益，纷纷投入到粗放式的抢建热潮。同时，由于当时城市政府的主要注意力在发展经济上，对村民自发式建房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引导和管理政策，抢建的建筑逐渐挤占了街巷空间，建筑密度不断增加，容积率急剧上升，古城建成遗产加速灭失，古城所在的南头村逐渐演变为一座典型的城中村。但与此同时，大量企业也因城中村充足的低成本住宅供应可以就近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实现快速成长，进而支持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这一阶段的空间建设，体现为政府管控严重缺位、村民在市场驱动下以个体空间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发性特征（图2之c）。
2. “城-村-城中村-村中城”――南头古城的物质空间演变示意
1.4 村中城的迭代升级
在40年的高速发展进程中，南头古城的独特身份和历史文化内涵始终没有被遗忘。伴随着城市发展目标的多元化综合导向和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深圳市政府对南头古城的关注会不定期地被强化，先后编制了多版规划方案，文物挖掘、保护和复建的工作也在持续推进。1997年香港回归时，新建了包括县衙在内的八处仿古建筑。1998年的《南头古城保护规划》提出“规划南门广场，凸显标志性”。2000年“南头古城南门广场改造设计方案”获批，历时16年完成。改造工程拆除了南城门上日军修建的碉堡，复建了城楼和雉堞（图3）。2011年大运会时，政府开展“南头古城南街和东街整治设计”，城内中山南街和东街首层统一绘制仿青砖外墙，安装仿古屋檐、仿古店招。[13]在文物保护要求和重要的城市公共文化条件下，政府多次通过重点文物建筑修复、复建以及民宅外立面提升等方式尝试提升南头古城的空间品质，但因部分复建改变了文物建筑的原有形制（如南城门）而遭到文化保护业界的批评，且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十分有限。2017年，经策展专家倡议、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学术委员会（“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双年展”）的积极推动下，最终促成深圳市政府决策将“双年展”主展场落位于南头古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政府首次在城中村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文化活动。双年展通过对主展场及部分沿街铺面和南门等重要公共空间节点的改造，将新的城市文化强势注入残存着些微古城气息的南头村核心，带来了新的转型契机。2019年，以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代建方执行的新一轮城中村改造，重点关注十字主街及围绕主街局部向纵深延展的地段。本次改造将主街大部分原商铺迁至背街小巷，引入高质量、高消费的商业品牌，主街两侧空间品质与消费等级大幅提升，并通过长租公寓品牌“泊寓”引入以新白领为主的居住人群。在基本保持原容积的前提下，通过微更新手段，南头古城核心地段再次转型升级为“村中城”，并在深圳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图2之d，图4）。
2. “城-村-城中村-村中城”――南头古城的物质空间演变示意
3. 南城门复建前后对比
4. 两次微更新的空间整治重点示意
这一时期的空间建设中，市区街道各级政府持续发力，企业强势主导，专家、原村集体和业主个体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政府引领多方参与的南头古城微更新实践
如上所述，2016年的“双年展”策展，开启了南头古城从城中村向村中城转化的微更新进程。这个过程围绕古城可持续运营的核心目标，采用专家推动、政府引领、企业主导、居民参与的模式，是一次具有深圳特色的对包容性城市治理实践的探索，可以概括为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南头实验”。
2.1 专家策划推动
自2015年起，不少专家就深圳“城中村”的价值展开了讨论。2016年都市实践受托编制《南头古城实施规划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14]主持建筑师孟岩首次提出将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落位南头古城即获得政府认可。“双年展”以“城市共生”的主题进一步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规划师、建筑师、评论家深度审视城中村这一具有特殊空间形态的城市社区，继而引发了各路学者对南头古城运营治理模式、邻里共生策略等多方面的丰富讨论与思想交锋。在政府的支持下，专家学者通过活动策划、学术沙龙等形式各抒己见，推动了南头古城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向发展。
2.2 政府决策引领
南头古城蝶变的实现，政府起到了强有力的核心引领作用。政府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在引入重大事件、打造示范样本、宏观政策支撑、财政资金投入、组织管理统筹、行政审批创新等角度全面指导和深度参与到古城微更新实践中。
（1）城市事件驱动，精选样本示范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自开办以来，采用“游牧”设展的方式，有效激发了深圳市内多个产业衰落地区的复兴。2016年的“双年展”策划、选址和决策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充分发挥专家智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抓住南头古城在城市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历史文化价值，运用城市事件驱动，借助政府平台企业，以核心空间整治为抓手，选择南头古城作为城中村微更新整治的实验项目。2017年的南北主街核心空间整治一改以往以文物认定和标本式、盆景式的保护配合“穿衣戴帽”工程这类难以持续运营的方式，不仅着力打造了主展览场地，还将视线转向普通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同时因聚合了历史文化要素和双年展所代表的新型城市文化而获得社会的高度评价。一期实验的成功，一方面形成了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测试了未来的方向。首先，“南头实验”引发了全社会对城中村功能价值的反思，促成全市城中村综合整治规范性文件——《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以下简称“综合整治总体规划”）的出台；再者，政府并未就此停步，于2019年启动了第二阶段的深度整治，空间范围拓展到东西主街及围绕主街局部向纵深延展的地段，组织方式上更为综合成熟，并将空间的整治延伸到综合的社会治理，而再次获得成功。由此，进一步奠定了“南头实验”的示范作用。
（2）宏观政策支撑，财政资金投入
政府一直重视南头古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整体规划，自20世纪90年代末发布《南头古城文物保护规划》以来，陆续出台包括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在内的各类规划（图5），不断将南头古城置于深港都市圈以及珠三角的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上反复推敲，从个案保护到整体搬迁复原古城风貌的方案都有做过探讨，但始终未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
5. 政府部门组织的部分重要规划和关键行动
自2016年为“双年展”筹备而开启“南头实验”之后，深圳市政府于2017年11月推出“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2018—2020年行动计划”（后文简称“行动计划”），计划用三年时间分期分类完成全市“城中村”综合治理，旨在通过“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出租屋和人口管理，完善配套公共服务，创新管理服务机制等”，“把‘城中村’建成干净、有序、和谐、安全的文明新村和幸福家园”[15]；紧接着于2018年底推出《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该规划指出城中村综合整治应强化政府主导和统筹作用、完善市场主体参与机制、强化城中村综合整治质量把关，以及加强经费支持等等。[16]后者是市政府启动“行动计划”工作的重要规划依据。以上在一阶段“南头实验”中经过验证的有效手段，在宏观规划和政策文件方面得到了支持，也为市区两级政府推动南头古城开展更深入的实验性探索，尝试用以可持续运营为核心目标的微更新方式渐进式改造古城做好了政策机制准备。
撬动市场和社区力量参与，亦需要精准的财政投入。政府在支持专家学者研究策划（双年展策展选址、编制旧村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主办展事等事项上积极投入资金以推动南头古城综合整治模式探索，更是首次为城中村活化改造进行官方背书。在空间更新方面，政府通过深圳市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约8亿元的“行动计划”专项财政资金，对整个南头古城的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外部立面进行改造，为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的业态提升内部改造以及后期的长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外部环境基础。
（3）组织管理统筹，行政审批创新
在决策与推动执行中，高效协同的行政组织架构至为关键。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规划主管部门起到首倡作用，带动市级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南山区政府则充分发挥了自身在组织部门协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了南山区政府领导、南头街道办主办，区工务署、城管局、文化宣传局等强有力的组织架构，以行政力量支持微更新改造的全过程。
一方面，政府在组织动员企业主体主导和业主参与改造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古城微更新过程涉及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问题复杂，深圳市政府通过遴选优秀代建公司来推动：2017年双年展的展场和南北主街改造由深业集团主导，2019年后的主街深度活化由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南头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深圳万通南头城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为主导，由万科发展组建核心团队，全面统筹投资、建设和运营等工作；同时，南山区建筑工务署作为业主方，动员以深圳知名设计企业为主力的中外设计企业如都市实践、奥雅设计、MVRDV、武重义、南沙原创、众建筑等公司参与 ②，保障了从规划到建造全过程的集群化优质设计服务。此后，针对产权分散管理困难问题，南山区政府直接介入业主动员工作。区政府不仅专门就南头古城保护与利用发布了多个专项政策文件，而且南头街道办直接出面主持业主协商工作，借由政府公信力作为支撑，短短10天时间内，与1 324人进行商谈，顺利完成示范段88栋约4万㎡建筑统租任务。[17]
另一方面，由于城中村形成过程的特殊性，既有针对规范性建设行为的行政审批程序与流程无法应对南头古城实验性行动的需要。南山区政府继续发挥特区政府的担当精神，在建筑外立面改造、内部结构加固等方面采用特别通道，在行政审批流程上实现了高效应对。应该说，为了保证微更新计划的顺利推进，这些创新是有价值的，但也存在行政依据不足的问题。
2.3 企业主导实施
南山区政府精心遴选了深业集团和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南头古城微更新过程中的代建企业，其中深业集团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资拥有、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房地产公司。两个代建企业在具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实力的同时，也拥有与政府、居民协商的沟通能力，确保了更新项目的高效率组织与建设实施。企业主导实施的核心经验可以概括为以可持续运营为目标的集群设计、业态重构、精准产品和长期服务四个方面。
首先，南头古城的更新活化所涉及的城市问题非常复杂。代建企业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借力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区工务署，大力推动集群化设计方式，引入建筑、景观、市政、室内数十个专业设计组织，对街道、建筑单体、植物、景观小品等要素进行统筹设计，充分发挥多专业的专业特长，通过密切协作完成整体和局部设计。再者，在更新前，南头古城在东西街上分布了一些便民业态，如家电五金、杂货铺、小型餐厅等，[18]业态组成以服务居住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部分低层次自主就业为主，缺少能够强化古城在地文化特征、支持持续性发展的主题业态培育。在进行业态规划时，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采取了大型购物中心的管控方式，统筹业态选择、管理和运营的工作，提取各街区段特点分别进行相应文化、艺术、生活等主题的特色商业品牌店、小型办公空间落位，确保古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1）。此外，万科发展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对主街两侧共284栋民宅的改造，使古城主街形成了底层为商业、二层以上为以“泊寓”为品牌的长租公寓的业态分布模式。代建企业对公寓产品的设计精准定位为以单间精装为主，由此带来了10%左右的居住人群置换：其中60%是年收入在30万至50万之间，在科技园上班的年轻白领，20%以上的是设计师和类设计人群，其余10%以上的是随机人群。这部分新引入人群使古城的居住人口层次更为多元 ③，同时，“泊寓”的运营也为代建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主要营收。
表 1. 微更新前后南头古城主街业态对比
最后，合作成立的深圳万通南头城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承担了古城长期运营维护的责任。当前南头古城内部的保安、物业、保洁等均由企业统一统筹，形成规模化的社区物业服务，同时也让企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通过运营管理，企业得以更好地了解政府和群众的诉求，培养了企业从公共服务的角度、精细化介入城市治理的能力。
总而言之，在政府公益立场的把控下，通过企业主导实施，以不改变地段总体容积率的针灸式微更新手段，基本实现了品质、包容、繁荣与有序的共振效应，为古城可持续运营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2.4 居民参与实现
居民参与也是南头古城空间营造的不可或缺因素。政府以公信力为背书并直接出面协调，具有社会信用的代建企业提供的统租方式给予业主可预期的长期（15—20年）稳定回报，使得南头古城的业主经协商认同了物业统一回租、建筑改造的运营形式，为微更新提供了空间基础。居住在南头古城内部的居民与深圳市的学生也在积极地参与古城组织的各类活动，让南头古城的共建参与氛围得以实现。而随着环境提升、物业增值等古城改造效应的快速显现，居民也从狭隘的个体认知中得到提高，开始认同和喜爱升级后的南头古城空间，不少早期搬离的原住民也更多地关注古城、关注新的品质提升实践活动。
3 城市治理视角的南头古城微更新实践总结
整个“南头实验”的过程，是一个政府部门统筹引领下的多元参与过程。其中，市、区、街道办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代表政府的平台公司从事件驱动、政策规划、设计策划、组织动员、施工改造、宣传入驻直至运营管理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决策、引导、推动、倡议和督促等多方面的作用；不仅领导并投入资金实施基础设施改造，而且在代建企业遭遇制度性门槛的时候能够快速反应协助打破僵局；政府更在紧密服务企业的同时始终站在公益的立场确保微更新的公共利益导向。代建企业是完成“南头实验”的关键操作者，企业追求盈利的根本目标和出色的资源调动能力保证了微更新进程的各环节以优质高效的方式推进和按期完成，并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专家和公众的能力形成良性互动让事件发生（图6）。
6. 多元参与的“南头模式”
南头古城的微更新实践，通过综合整治手段，达成了五个方面的显著成效：（1）在保有原容积的基础上实现了主街空间的全面升级，形成了新的城市名片；（2）政府带动激发了古城核心公共空间的活力；（3）探索了政府引领、企业主导、多方参与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城中村微更新的南头模式；（4）检验了政府和企业的职能衔接机制和城市治理能力；（5）直接影响了深圳市城中村治理的宏观政策。
当然古城的微更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争议，比如对待被动迁出的租户是否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支持、核心部分士绅化人群与原有居住人群能否实现融合、新引进的商业业态与古城既有社区和文化基础关联度不大，以及主街更新部分与后巷其他地段存在品质和环境方面的过大反差等等。因此，南山区政府和代建企业也在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谋划了进一步以激发业主/居民自主改善能力的更深层次的社区共建行动。目前，代建公司在政府的推动下，已于2022年正式启动面向次街生活空间的进一步深度活化。当前正在开展的以春景街、梧桐街为代表的活化实践将继续为深圳市的城中村深度活化与治理提供新的示范样本（图7）。
7. 《南头古城试点项目综合整治规划》总平面图
未来的南头古城微更新可以在创新引领、协同治理、以生活为中心、重遗产再生等方面做出更具前瞻性的探索。
“创新引领”意味着要坚持深圳市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和推陈出新的优秀设计，既要重视制度规范的建设，又要坚持不刻板泥古不简单维新，精心施策引导历史型城中村的空间品质提升。“协同治理”强调在尊重社区本身的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积极和谐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建的模式；同时，不仅要关注具有产权和话语权的业主权益，也要更多为受影响的租户和从业者提供利益保障和参与机制。“以生活为中心”的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南头古城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普通生活社区，需要在商业氛围被快速激活后，更多地关注内部居住地段的日常生活气质的保护和多样化的生活社区的营造。“重遗产再生”意即未来需高度重视空间微更新与遗产保护活化的双赢。针对深圳市最重要的建城遗产所在地，政府各部门之间应进一步加强协作沟通，制定政策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实施更新行动之前，首先完成考古工作以探明地下文物的位置和价值；同时，需要本着古城保护和利用的长远利益，创新探索南头古城科学合理的保护活化机制。
总之，今后南头古城微更新不仅需要注重满足实现政府、开发商、产权人、承租人各自的利益诉求，为多元复杂群体提供适应不同生活方式和功能需求的居住和就业空间，更要在强调古城历史文脉延续、强调社区可持续运营和发展方面继续创新。尽管南头古城与一般城中村相比在社会结构、历史积淀和空间形态等方面有着诸多特殊性，但是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认知和解析“南头实验”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实践经验，对于探索今后人口复杂化、空间碎片化、高流动性背景下南头古城的治理创新内涵、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更能为超特大城市一般城中村的改造整治在指导思想、组织操作和运营模式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图表来源：表1、图5、图6作者自绘；图1来源：张一兵. 深圳通史· 图文版[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90.；图2来源：根据《清代古城街道示意图》（南头古城博物馆展出）、张一兵校点. 深圳旧志三种[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南头古城博物馆. 深圳南头古城历史与文物[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南头古城试点项目综合整治规划》（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1）、范志鹏. 深圳市南头古城景观变迁研究[D]. 深圳大学，2011.、南头古城官网的南头古城业态分布地图(https://www.nantoucity.com/index.php/guide.html,2023-06-26)整理绘制。；图3来源：（上）萧国健.关城与炮台[M].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33.，（下）罗祎倩，Killiana Liu. 迈向“城市共生”[J]. 建筑实践，2020，（11）：154-163.；图4来源：（左）根据《南头古城实施规划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都市实践，2016）改绘、（右）根据南头古城活化与利用项目的方案总平面图（万科城市研究院/万路设计，2019）改绘。；图7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头古城试点项目综合整治规划[Z]，2021.）
注释：
① 因历史上民居的分布无法考证，故a和b仅表达街道格局和主要公共建筑的大致分布。根据《深圳旧志三种》(张一兵校点，2006年)的记载，明朝万历元年东莞守御所改为新安县，第一任知县吴大训谓：“北门当县治之背，正对来脉，开门非宜，因塞之，止通东西南三门。”此后南头古城的北门永久封闭，一直延续至今。
② 根据万科城市研究院提供的资料，参与2019年南头古城微更新实践的设计企业包括：规划与设计管理——万科城市研究院、万路设计；设计总包——深圳市博万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景观设计——奥雅设计、D+H Lab；灯光设计——大观国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幕墙设计—— 深圳市朋格幕墙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标识设计——深圳市上行线设计有限公司；集群设计其他单位——MVRDV、迹（Tao）、大域、都市实践、反正、坊城、非常建筑、华汇、集合设计、厘米制造、南沙原创、南粤古建、如恩、Plus 8、竖梁社、武重义、一十一、营加、众建筑和梓集共28家设计企业。（万科城市研究院，万路设计.南头古城活化与利用项目[J].建筑实践，2020，（10）：108-115.）
③ 根据万科城市研究院院长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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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南头古城保护规划[Z].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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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3年第4期 城/ 村共生：南头实验及其迭代 张宇星、杨晓春、王建明、刘浩玉卓、戴雅希《城市治理视角的南头古城微更新：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南头实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作者简介：张宇星，男，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研究员（本原设计研究中心 副主任），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和主持设计师；杨晓春（通讯作者），女，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深圳大学城市设计研创中心 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王建明，男，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后；刘浩玉卓，女，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生；戴雅希，女，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生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城市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2022-JB-02）
深大2035计划（B类）项目“区域网络协同时代绿色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研究”（2022B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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