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15个“新一线”城市排名正式公布，依次是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和无锡。
其中，成都由于交通通达性、生活宜居性、内在创新性和未来可塑性，已连续三年蝉联“新一线”城市榜首。
或许，城市之间存在“排名上的差异”，但每个城市在自身特征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存在显著的差异，也因此形成了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优势，“排名”也仅仅是由于特征指标选取而产生的相对差异。
在南京卓远系列文章“成都为何成为新一线”中，对成都充分利用政策机遇，将发展重点放在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总结：形成了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2个千亿园区，6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建成通车，成为了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本篇报告主要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新一线榜首”成都为例，客观分析其在区域发展方面所具备先天条件，发挥区域协同效应的路径，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优势，进而吸引人口、产业的持续流入。
一、区域协同发展的意义
根据城市化发展的理论，结合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我们将城市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城市框架扩大
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城市的规模比较小，面临农村人口的流入，为解决先天因素的制约，城市的发展主要围绕“框架的扩大”，即以扩大城市建成区面积为重点。因此，通过规划扩大老城区面积，设置新区（包括工业园区）、建设新城等，并且围绕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新增与外扩，就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相对而言，我国大部分城市已经越过了城市框架扩大的这一阶段。
2、城市功能完善
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流入人口的“生存需求”也逐渐演化为“生活需求”，人们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交通的通达性以及基本的居住需求，期望完善区域内的教育、医疗、商业、娱乐等功能，以方便定居落户于此。
此时如果将重点继续放在无休止的扩大面积，增设新区，仅仅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上，市场将会“以脚投票”，也就是各地“睡城”、“鬼城”频现的重要原因。而当这些基本功能完善，并在当地引入产业之后，“睡城”、“鬼城”也得到了改善。
3、城市品质提升
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人开始不仅仅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开始追求“生活品质”，由此引发了对城市配套服务品质的进一步要求，包括长远以及精神层面的追求。例如要求更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更为舒适快捷的城市轨道交通，更好的生活环境以及营商条件，由此带来了更好的院校、更高级别的医院、高端养老产业的兴起、环境设施的优化、城市地铁/快速交通网络化，甚至是互联网的升级改造、投资营商环境的改善、城市地标的建设，也是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内容。
这一阶段城市也从“同质化”走向了“分岔路口”，一方面以全面提升城镇服务水平为重点，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城市品牌的塑造，类似医疗、教育、养老、轨道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加大投入，都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落户，从而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带来足够的“源生动力”。
4、城市协同发展
城镇化进入了发展的后期阶段，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与周边区县或相邻城市之间开始寻求协同与互补，进而产生“1+1＞2”的结果。其中“城市群”就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典型代表。
截至2018年3月5日，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9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
二、区域协同下的优劣势分析
作为新一线城市榜首的成都市，2017年成都城镇化率达71.9%[1]，已经进入了城市协同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下，成都在区域协同方面也显现出自身的一系列特征。
1、经济发展一家独大
我们按照周边城市的GDP发展情况，将15个新一线城市分为以下3类：
强强联合型：区域内存在实力相当甚至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与自身形成强强联合。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2017年的GDP南京11715亿，苏州17000亿，无锡10511亿，南通7750亿，常州6620亿，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内的主要城市经济实力都比较强；同类城市还包括杭州，天津，东莞，宁波，青岛，沈阳。
一超多强型：区域内存在一家大型城市，但同时也存在数家中型城市，其GDP占大型城市的1/3甚至1/2，形成阶梯式的圈层。以陕西省为例，2017年的GDP西安6257亿，榆林2773亿，咸阳2396亿，宝鸡1932亿；同类城市还包括武汉、郑州、长沙。
一家独大型：区域内存在一家大型城市，周边城市的GDP不足大型城市的1/4甚至1/5，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周边城市与大城市的落差较大。典型代表城市为成都，重庆。
2017年四川省的GDP排名（前8名）如下表所示，成都以接近1.4万亿GDP，牢牢占据四川省首位。但排名第二的绵阳仅占成都市的GDP不到1/6。
2、人口集聚与流入显著
2017年四川省的常住人口排名（前8名）如下表所示：
2017年四川省人口流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成都的人口数量在四川省各市排名首位，与其他城市人口的差距不如GDP的差距那么明显，但人口的流动值得我们关注。据统计2017年四川仅有成都、攀枝花、甘孜州、阿坝州的人口呈现净流入的状态（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其余市、州的人口都呈现净流出的状态，表明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吸引力不足，很难形成良性发展循环，更加难与成都持续协同的发展。
3、城市首位度一枝独秀
以“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中GDP最大的城市”的计算公式[2]可以得出，成都在27个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占第一，且远超第二名的武汉。成都其城市地位、知名度、品牌形象等反方面在四川省内甚至西南区域内都是得到市民、企业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其排名新一线城市之首的原因之一。
4、城市群通达性有待加强
目前四川省21个地市州，动车高铁的通车率仅为57.1%，在全国属于中等水平。
全国的动车高铁通车率如下图所示（重庆、台湾尚未统计）：
四川省共计21个地市州，动车高铁的线路是围绕成都为核心，南至乐山，北至广元，东向的资阳内江，连通了12个地市州。巴中、自贡、宜宾、攀枝花4市仅有普通火车通行，剩余雅安、泸州、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共5个地市州还未开通火车，跨市通行主要依赖汽车和大巴车。如下图所示：
动车高铁通车线路，一方面体现了成都与周边区域的协同方向，及以南、北、东南三个方向为主；另一方面周边未动车高铁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与成都之间的距离感，限制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三、区域协同模式与机制研究
上述优劣势，有些是属于历史背景或自然条件造就的，有些是由地方发展思路或方向决定的。面对这些客观条件，成都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并不断弥补潜在的劣势，形成了最具特色的区域协同模式与机制。
1、周边区县的内生联动
上文也提到，区域协同发展通常以“城市群”为典型代表。虽然成都属于“成渝城市群”的范畴，但一方面距离重庆相对较远，另一方面周边的地市州经济相对成都差距太大，很难强强联合发力，因此成都采取了另一种区域协同的思路，即建立内生的联动机制。
根据2015中国百强县排名，双流县排13名，郫县排63名。2015-2016年，双流县、郫县先后撤销，设立双流区、郫都区；
在2017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榜单中，成都共11个县市区上榜，其中龙泉驿区排名第33位，双流区排名第38位，新都区排名第40位，郫都区排名第44位，温江区排名第71位，青白江区排名第83位。
2017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龙泉驿区排名第40位，郫都区排名第47位，新都区排名第62位，双流区排名第72位。
成都经济发展一家独大，难以与周边地市州形成共鸣；但成都周边有一些经济实力非常强劲的区县，通过加强与这些区县之间的交互，建立起了三个圈层的内生式联动。
2017年，成都地铁线网运营里程达到179公里，已连通温江、郫都、双流、天府新区、龙泉驿区。
2018年8月，四川省发改委组织召开了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专家初审会。会议听取了第四期建设规划汇报及相关部门意见，并由专家组形成专家评审意见。最终，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顺利通过初审。
本轮建设规划最终上报方案有：8号线二期、10号线三期、13号线一期、17号线二期、18号线三期、19号线二期、27号线一期、30号线一期、33号线及18号线三站一区间组成，共涉及9条线路10个项目，规模总计198.55公里，车站126座。至本次规划末期，成都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714.12公里。
远期成都地铁线路将全面覆盖成都的三圈层，通过城市轨道交通，将三圈层的各区县紧密联系起来，加强了区域内联络。
2、“大成都”范围下的产业布局
2017年《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中提出了重点发展的区域包含了66个园区（其中国家级新区及开发区共14个），在“大成都”范围内，分别对各区域的主要产业发展方向进行了明确，对产业进行了分工和布局，具体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成都在区域产业联动方面进行了有机的布局和整合，五大片区各有侧重，又能相互联系互通，既能吸引企业落户，又能优选高产值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型企业助益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
3、城市群联动发展
成都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将推动成都与环成都经济圈协同发展，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打造成德绵、成德资、成眉乐三大产业联动区，推动具有区域特色的军民融合产业聚集化、规模化、高端化。
深化成都科学城与绵阳科技城互动合作，加快建设成德绵国家科技城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携手打造大成都、大峨眉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区域协同中，产业协同至关重要。为此，成都提出尽快建立产业协作平台和企业家联盟，协同开展产业成链、集群招商，推动跨区域项目和园区合作共建。同时，建立“研发设计在成都、转化生产在市州”的产业互动模式，探索“存量不动+增量分成”的区域利益分享模式，促进成都市域产业生态圈向省域产业生态圈拓展。
四、小结
本篇以新一线城市成都为例，分析了成都实际面临的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城市地位等方面的现状特征，并且总结了成都建立的独特的区域协同模式与机制。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城市，也没有可以复制的成功之路。所谓城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寻找并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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