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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读者的否定,作者对自我的否定更狠

(来源:网站编辑 2024-11-27 06:43)
文章正文

孙一圣不是那种一眼就被大多数人辨识为好的小说家,但在编辑罗丹妮眼里,孙一圣的小说是另一种好,一旦沉静下来,进入他的文字,就可以享受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心思,理解一个由他构建出的不同于自己生活经验的世界。 所以在《夜游神》出版之际,罗丹妮对孙一圣做了一次长谈,提的问题都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作者的好奇。

今天单读分享上半部分,丹妮想要了解孙一圣的个人经历与他写作的关系:他是如何度过高中生活,并忍受三次复读、四次高考的?辗转于山东、上海、郑州打工之后,又如何与文学产生了坚实的关系?到北京后,孙一圣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但收到了不少负面评价,他怎么面对这些?当以文字为生并不轻松时,他继续创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写作对于我这样不太聪明的作者,

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东西(上)

采访、撰文:罗丹妮

从一个编辑的视角来简单划分的话,我所知的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几乎第一眼就可以认出,读小说的朋友们也都极易达成共识——非常明显的好。

还有一类需要一些时间沉静下来、认真辨识,当你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去概括、转述所读的文本,与其他人交流阅读体验时,会遭遇表达的困境。他们文本的好,或是因为“曝光率”太低、容易被匆忙扫射的双眼“略过”——不留心看不见;或是因为读后感难以凝缩成句,大家找不到合适的语词“标签”、“归纳”,也放不进某个现成的理论框架内被剖析——经典作品、获奖作品已经读不不过来、评不过来了,实在少有人再愿意花精力去了解、去接近这些陌生的新面孔,于是他们的作品常被搁置一旁,丧失了传播的机会。

孙一圣就属于后一类。

我自己,也差一点错过了这位优秀的作家。

2020 年春天,孙一圣发给过我一个邮件,附件里有四个文件,我打开的是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工作日繁忙的下午匆匆看了前面几十页,对整个故事的走向还是摸不清楚,很快就放弃了,直到元旦假期的一个傍晚再次打开《夜游神》。这一次,读下去,就没有停下来,整个人完全被带了进去,作者的节奏恰到好处,不徐不疾,我就好像一直在跟着“他”走,经过学校的车棚、办公楼后的小径、竹林、东山教场、灯笼庙……感官体验也被调动起来,很多的白色,像阴影一般的阳光,黄昏时熊熊燃烧的太阳。蓝色,蓝天,黑苍苍的庙;小指上的伤疤,女儿裙子后的裂口,混合着唾液的血液……文本中仿佛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让读的人不可能不睁大眼睛紧张起来,好像一道强光,要照亮人心深处隐秘的暗处。但这光,又没有那种让人被冒犯的进攻性,而是带着你一点点逼近某些被深埋的记忆、某些看似真相的想象、某些欺瞒自我也向他人隐瞒的感受……几乎是不可说的真相。在我看来,《夜游神》就是以女性视角(毛毛的视角)写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是怎么成为一个三十多岁的父亲,简直是一个中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读完《夜游神》我就发信息给家胜和陈老师,举双手赞成铸刻签下这位作家,并且声明单读也要出一把力。可当我迫切地想要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孙一圣的“好”时,发现所有的想法、感受都一股脑涌到嗓子眼,倒不出一个像样的词,表达得既不准确,也似乎浮于表面。

我不愿意把他的作品放在“县城经验”“底层生活”的脉络里去观看、分析,总觉得这些标签只能窄化了对作者的理解;为只看了小说开头、觉得作者笔下人物的生活距离自己有些遥远、难以 get 到文本妙处就中间弃读的朋友,而心有不甘:应该要再慢一点、再静一点,很快你就能体会到文句中难以觉察的精妙之处。只要你沉浸其中,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你的、或者试图给予你的,是一个经过琢磨、构思的作品;孙一圣的小说既需要、也值得你安静下来专注地进入;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摒弃所有预设的想法,去接近和理解小说的作者,以及他为我们营造的世界吗?阅读的魅力,不正在于唤醒、操练我们自己的洞察力、想象力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向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索取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期待小说表达我们熟悉的日常(眼前的或是过往的),有真实的生活经验作为书写的起点;我们期待作品能够承担更多“社会性”的思考,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来自现代性的提问……

于是,这一次,我决定像伍尔夫说的那样,做一个普通读者,不是对着作者“专横跋扈,而应当尝试着去适应他,成为他的创作伙伴和助手”,从走近他的真实生活、认识他、跟他聊天开始。我想知道他过往的经历,怎么忍受复读三年、高考四次的折磨,毕业后在上海做客房服务,在老家待了一年后是什么契机来到北京、开始了跟文字有关的生活;我想了解,以往大家聊起的“底层经验”“县城生活”到底跟他的写作之间有什么联系;想知道为什么他选择写这些“老旧”的题材,他笔下的人,跟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较隔膜了;我带着在阅读中折下的书页、把无法断定的模糊地带一一标记,想要追问作者写作的初衷本意,想知道这几篇写于不同时间的小说都是怎么开始的;我更好奇的是,在几年前出版的那本处女作饱受争议后,发表、出书越来越难的今天,他是怎么坚持了下来?那些认为他的故事晦涩难懂、用笔太过曲折的负面意见,他如何消化?

带着这些问题,我跟孙一圣前前后后聊了六七个小时,从一开始围绕他个人经历的发问,到后来很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请教老师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我们从《夜游神》的故事又聊到了故事与小说、情节与细节,还有先锋作家、西方现代派小说……在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后,我又开始了一轮轮的补充提问、文字确认……

起初,有想过尝试像记者一样把所有聊天的内容整合、消化后写成一篇特稿;还思考过按照某种文学评论的程式写一篇严肃的评论,可提纲拉了出来,自己就放弃了。突然觉得,这次长谈本身,虽然啰嗦、零碎,但确实呈现了一种真实的关系:读者和作者。问题不出自一个记者,也不来自一个评论家,仅仅是一个读者对作者的好奇心。而孙一圣不厌其烦的回答本身,是对这位作家最诚实的呈现。

一、关于个人经历:

一点一点蜗牛一样向前爬

高中—大学:

就是要有个文凭,跟文化没关系

罗丹妮:之前采访中了解到你是在山东上学、参加高考的,想知道你小时候课外阅读的机会多吗?感觉好像山东考生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上自习、做卷子,学校也不让读闲书。

孙一圣:小时候没什么阅读,到初中最主要的课外阅读就是作文选了。高中才有的课本以外的阅读。我的高中是我们县最好的高中,就是小说里提及的曹县一中,我的分数属于第三档,勉强到分数线,但是多花了三千块钱。正因为学校好,因此,学校给各班级也都订阅了许多课外杂志,比如《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之类,还有《萌芽》《科幻世界》。

罗丹妮:有《小说月报》吗?我读小说最早是在这个杂志上,上大学的时候。

孙一圣:没有《小说月报》,杂志方面一本纯文学也没有,都是青春文学。《萌芽》当时被当成青春文学嘛,这些只是一些课外阅读,学校里面允许看的。后来我在学校门口发现一些书店卖一些像韩寒、郭敬明的书,就比较多了,不过都是盗版书。

高一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读小说的意识。

罗丹妮:那是什么时候?哪年?

孙一圣:算算时间,是 2001 年上的高中。

罗丹妮:这些书当时都看了?这些影响你后来选文理科、高考填志愿了吗?

孙一圣:这些杂志基本上都看了,杂志比课本有趣多了。不过,我文理选科包括后面填志愿,都是听从了我爸的意愿。那时候人们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文科不好找工作,理工科容易找工作。

现在想想,我选择理科的原因和没有想过要写东西的原因可能是同一个。因为文科包括艺术生,或者说是成材率不高,又非常缓慢,特别是艺术生花费也大。

而理科则不一样,你花了这个时间学习以后,保底是能有一个实用性的工作的,类似于学一门技术,一种寒门养家的思路。比如,医生和计算机都是伸手能摸得到的技术。

而写作和艺术则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对于普通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

罗丹妮:当时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我是河北考生,高三那会儿我们从早 7 点到晚 9 点,从周一到周六都是上课、做题。你呢?

孙一圣:我们分住校生和走读生,我是住校生,从早 7 点到晚 10 点,上课就是学习、做卷子、复习。

罗丹妮:那你什么时间做课外阅读?

孙一圣:我就是在别人在学习的时候课外阅读,比如晚自习和早自习。现在想想学习不好,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时候我们学校图书馆还是可以借小说看的,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书。不知道怎么回事借到一本余华的小说集叫《黄昏里的男孩》(新世界出版社,1999),非常喜欢,就连续借了那套书里的好几本,包括《世事如烟》《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但是一本书只能借一个月,很快就还回去,不准再借,就看不到了。其中有一篇叫《鲜血梅花》的武侠小说,我看完很激动,到晚上还特意给宿舍的同学复述了一遍,我同学就很奇怪,因为这篇小说不像金庸或者古龙的小说那样好看,觉着无聊。当时很泄气,也很纳闷他们为什么不觉着好看。

后来,我在新华书店再次看到一本刚出的新书,一本随笔集《灵魂饭》(南海出版公司,2002 年),就买回来,如获至宝。那一年晨读,别的同学背诵课文或者英语,我就朗读余华的那本随笔集。

余华,图来自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罗丹妮 :高几的时候?你身边的同学呢,也有像你这样的,课程那么紧张还读闲书?我记得我们那会儿高中男生只要有一点课余时间,都在踢球或者打篮球。

孙一圣 :大概是高二高三。我没有运动天赋,对篮球足球也不感兴趣,就觉着读小说好玩。

我身边同学大多是正常学习的,不过他们也喜欢课外阅读,不会像我这样去新华书店买正版书,大都是有什么书看什么书。

我是因为余华了解了还有其他这类作者,比如莫言和苏童。苏童也是图书馆借到的书,一本小说合集,不记得什么书名了,里面有一篇《妻妾成群》,也是看了很喜欢。莫言的两册《莫言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2002 年),在新华书店买回来,花了我四十二块钱,将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当时,我的生活费一个月一百块。

像余华、莫言的这些书,当时都是冷门书,学校门口的盗版书店没有,只新华书店才有,每周六我都会去逛逛新华书店。每个月都会买一两本回来。很多书都是他们新华书店更新的、当时比较热门的书,买了很多,热门的书就不太好看,都浪费了。当时比较喜欢的还有《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就是照着从余华随笔集里拉出来的外国作家的名单买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鲁尔福这些。那时候能买到的有浙江文艺出的好几本,《卡夫卡散文》(2003)、《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小说》(2002)、《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2001)。

罗丹妮:你当时读得明白吗?

孙一圣:看不懂。但是就觉得我 X 还能这样写,然后就是这都是写的什么啊(不是贬义)……只觉着跟课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罗丹妮:那你更小的时候,会对故事这类东西有兴趣吗?

孙一圣:没有,初中之前完全没有。应该是高中养成的习惯,后来喜欢的金庸、古龙,也是在高中的时候读完的。

罗丹妮:那时候有很强的愿望想离开那个地方吗?就是不想在山东或者不想在县里待的念头?

孙一圣:有,不过是因为觉得山东高考太难了,想去其他地方高考,只是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反倒是毕业、工作以后才有不想在家工作的念头,想去外面看看。这也可能是每个人的通病,年轻的时候向往大世界。比如说我当时一个很简单、很现实的想法:我不愿意在家种地,太累了,我们家有 10 亩地要种。我要回去,也得干活。以前麦收是最费劲的,后来有收割机了,一开过去、基本都脱粒了。不过,现在还是有比较重的农活,比如浇地,旱了就要浇地;想想也挺感慨,科技发展很多了,还是要看天吃饭。以前我爸最喜欢看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现在我才明白,那是看需不需要浇地。若是旱天,少浇一次地就会影响粮食产量。

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乡村场景

罗丹妮:后来,你高三是复读了好几年?

孙一圣:对,复习三年,高考四次。有一段时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复习了多少年,考了几次。后来认真地算一下,2001 年上高一,2007 年上大一,我才算出来我是复习了三年,高考了四次。正好是两个高中。

罗丹妮:你是怎么忍受一次次复读的呢?

孙一圣: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主要是我爸叫我复习,我就去了。我对我要干什么完全没有概念。是我爸说最起码要考个本科。

罗丹妮:这是当时家里人对你的期望,对吗?

孙一圣:应该说是要求。不然也不会复习这么多次了,我爸对此非常强硬。我爸一开始还满心希望,后来复习次数多了,我爸说,唉呀你这个人不行啊,才放弃了我。

罗丹妮:你父亲为什么觉得上大学这事儿重要,有文化这事儿这么重要呢?

孙一圣:跟文化没关系,就是要有个文凭,后面的人生才好走,让你能够不待在农村,过得不那么辛苦劳累。这是一种很现实的想法。

罗丹妮:当时你身边这样的人多吗?就是家里就希望孩子考出去,离开农村。

孙一圣:当时我们村的情况是这样,大概是普遍的共识。当时认识的农村孩子挺多的。

罗丹妮:大部分能出去吗?

孙一圣:出去的还是很少。即使高中以后,到了县城,同学里出去的几率也不高。我应届班是重点班,30% 能出去。后来复习班就不行了,一个班 100 多人,也就十来个人能考出去。

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

罗丹妮:那你爸爸现在对你的现状满意吗?毕竟兜兜转转,你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离开了农村。

孙一圣:很不满意,挣不着什么钱。我爸一直对我处在不满意的状态。我自己也不太乐观。

罗丹妮:那你回头看,当时成绩不好的原因是啥?

孙一圣:成绩不好的原因就是不聪明,比较笨。我是属于那种很努力学习,却又学不会的那种。

如果应届的时候我可以把学习不好归罪于阅读课外小说,那么多年的复读生涯(这期间就很少看小说了)则彻底让我没了借口。

罗丹妮:上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写东西吗,喜欢语文课吗?那时候的课文,有印象不?比较喜欢的。

孙一圣:上学的时候没有想过写东西,也不觉着能写。对语文课没有喜欢和不喜欢,跟其他课程也差不多。我学的是理科,对语文的态度是基本不去学,很大一块时间都花在理科科目上。

课文里有印象的是高三下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有《百年孤独》的第一章,我到现在都觉着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小说。不过,那一册课本都没有讲授,不作为考试内容。老师让我们做课外阅读随便看看。高三晨读我经常朗读的也有这一篇课文。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罗丹妮:你觉得高学历能说明一个人聪明吗?

孙一圣:是的。现在想想,聪明应该分为好几种,学历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明方式。还因为我没有什么好学历,就会羡慕有高学历的人。应该是没什么就羡慕什么的心理。

罗丹妮:你觉得你笨?

孙一圣:对。学习不行,社交也不行。包括写东西的时候,也在用一种笨拙的方法写作。

罗丹妮:可是我看你的东西完全看不出是笨方法,会觉得你的语言非常特别,在叙述节奏和感知方式上,有很明显的才华。

孙一圣:其实,我写得很费劲,有的小说只是看起来轻松。你感觉不错,可能因为我已经经过了漫长的练习时间,才有了一点点进步。我自己是清楚的,花了很大力气,所以说很笨。很多有天赋的作者,写得又快又好,可以说很轻松就能达到一种很高的水平。

罗丹妮:你写一篇要多久?

孙一圣:之前一个一万字的小说,每天都写也要一个月。因为太慢,现在正在学习快一点。

罗丹妮:你是写了删、删了写那样?

孙一圣:是的,就是写了删、删了写这种,一点一点蜗牛一样向前爬。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作家

山东—上海—山东—郑州: 给我一年时间,挣不了什么钱,我就回来

罗丹妮:那你大学毕业后是先去了上海工作?

孙一圣:其实,毕业之前就开始工作了。因为是三年制专科,第三年说是实习,已经是正式工作了。那时候对工作也没什么概念,跟着学校商务英语和酒店管理专业的学长去了上海一个酒店工作。住在静安区一个小洋房的二楼,八张学校里的那种上下铺的铁床,12 个人,三班倒。床位费一个月 200 块,实习工资一个月 600 块。干满一年才转正,可以涨到 3500 块。

罗丹妮:为什么没留在上海?是因为收入太低了吗?

孙一圣:2009 年,转正后 3500 元其实还行,我主要不是因为钱少,是那个工作不太喜欢,干了一年了就讨厌。

罗丹妮:具体是做什么?

孙一圣:就是客房和大堂服务,打扫房间、整理床铺之类的。虽然酒店很好玩,但是工作不好玩。我工作的酒店是上海虹桥区五星级酒店。90% 都是外国客人,需要英语好。我本来想应聘门童的,作为门童,外国客人会给很多小费。可惜我英语不好,做不了门童,只好去了客房部。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门童形象

罗丹妮:工作之余做点什么?开始写东西了吗?

孙一圣:没有,但我是从那时候开始重新拾起阅读的。因为我带了两本书来上海,一本《百年孤独》,一本《喧哗与骚动》,很巧,这两本书的名字也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和处境。我们是三班倒,没什么业余生活,最多回去看看书,就是翻一翻,因为都已经看过了。那时候很有意思,在我们住的静安区旁边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一个社区网吧上网不花钱,我一休息的时候,就是倒班、一整天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社区网吧待着。

罗丹妮:在网上看什么?是混论坛吗,还是看什么?

孙一圣:就是找电影网站,看电影。看完就回去了。

罗丹妮:所以你在上海待了也没多久?

孙一圣:待了一年,然后就回家了。其实是在上海待了一年后先回到郑州,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想在郑州找个工作。我爸就觉得你在上海待了一年,也没找到什么好工作,你在郑州能找到什么工作?然后就把我叫回去了。在曹县老家附近的水泥厂做过一阵。待了半年,实在在家待不住,我就跟我爸商量,我说你给我一年时间,我要挣不了什么钱,我就回来。

其实这是我的缓兵之计。

罗丹妮:这一年他会给你点钱吗?

孙一圣:没有。不过我妈会给,但我总说不缺钱。这一年也是在郑州。不过那时候还好,房租还比较便宜,郊区租一个单间,一个月也就 100 块钱。

电影《钢的琴》

罗丹妮:什么时候开始有写东西的习惯,觉得写作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

孙一圣:约莫是 2010 年,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写作的。应该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因为生活压力,迫使自己开始思考,以后应该干什么。想来想去,觉着好像只有通过阅读能够暂时使自己去多思考一些东西。开始写作的念头,为什么写作,到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是个复杂的东西,很难理清楚,有那么一点的原因可能是从阅读逐渐过渡到写作上去的。

虽然开始的时候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没有阅读,我是不会写作的。

罗丹妮:你当时在论坛里写吗?有没有在网上,或者跟身边的人交流写作?

孙一圣:就一个人自己慢慢写。几乎没什么交流,即使网上认识写作的人,也从不交流。我有社交障碍嘛,即使网上交流对我来说也费劲。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找个编辑之类的工作。也从来没想过把写作当做一个工作,应该是把阅读当做一个窗口,可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可以放松……不对不是放松,应该是可以呼吸的东西。

罗丹妮:当时是写什么?

孙一圣:最开始就写一些短篇小说,一万字一万字地写,写了很多废的东西。我第一本小说集里有一篇选的就是郑州时候写的,当时基本上写的都是那种题材。写了一个抢劫银行的事情,类似于现实题材,然后稍微带点什么警察故事。

想起来还写过一个长篇,内容是一个人晚上在街上溜达,一晚上遇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十万字写的就是一晚上发生的事。

罗丹妮:还记得第一次被发表是什么时候,哪篇作品吗?是被发表给了你某种信心吗?——我可以写。如果不是发表,那是什么契机或者别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写?

孙一圣:应该是在《天南》发表的一个罪案小说。发表以后,当时是有很大鼓励的,但是这个鼓励很快就消亡了。

我觉着每个作者在写作时应该储存一定量的自负,需要这种自负推动作者去写,就是认为自己写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虽然我每次写完之后,不到三天,就像瀑布一样跌落了,认为自己写的什么也不是。

然后,等到下一部到来的时候,如此循环往复。

电影《午夜巴黎》中的“海明威“

到北京去:很多时候只是想写,跟好坏无关

罗丹妮:你是怎么去的北京?

孙一圣:是在网上看到磨铁有一个招聘编辑的信息,然后就带着那个小说去了北京。我觉得磨铁特别神奇,当时招了一堆这样的人,写小说的,像后来的邓安庆、沈书枝,写诗歌的孙秋臣,都是那时候招来的。可能跟招聘的人有关,比如说当时主持招聘的阿丁是历史馆主编,阿乙是文学馆主编,王小山是铁葫芦的总经理。

罗丹妮:你后来跟阿乙聊过吗,当时为什么会要你?

孙一圣:后来聊过,可能因为他们也不是专业编辑出身,阿丁是医生,阿乙是警察,也因此,可能对我这个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感到亲切。

罗丹妮:当时面试的时候还有记忆吗?

孙一圣:有记忆,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王小山、阿乙、阿丁,后来的总编辑。我最有印象的还是面试之前,我在安贞桥附近一个小区的长椅上坐了一上午,犹豫去不去。虽然我从郑州坐了一夜火车已经来到北京面试,但我这个人特别害怕与人打交道,任何人。就像我在自序里写的害怕自己不存在一样,可以说是胆小至极。感觉后面有一百个人拽着我不让我去。

罗丹妮:你在磨铁工作了多久?

孙一圣:一两年吧,具体记不太清了。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也是到了铁葫芦以后投的稿。那时候《天南》刚创刊几期,有一期要做一个关于侦探小说的专题,我正好刚写完一个凶杀小说,所以就选上了。我觉得是巧合,我很确信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做侦探专题这个小说也发表不了。

罗丹妮:你到了那边是不是就开始跟阿乙他们聊文学,或者说就慢慢觉得有一个共同体?

孙一圣:也没有,因为阿乙属于长辈,不敢跟阿乙说话。跟阿乙比较多地聊文学,都是这两年的事情,因为住得近,来往就多了起来。

阿乙在《夜游神》的新书首发活动上。

罗丹妮: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还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人在写的状态?

孙一圣:差不多。

罗丹妮:有没有跟什么人讨论?自己闷头写?

孙一圣:基本上没什么讨论,也不给人看,就给编辑投一下稿,编辑看一看。其实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这个小说花了一年时间在全国各地转一圈,又原封不动回到我手里。每次看到转回来的小说,我就想,你也太不争气了,埋怨它两句,接着写别的小说。

罗丹妮:也投稿给文学期刊?

孙一圣:对,文学期刊也投稿,一两年能发一篇就烧高香了。

罗丹妮:2016 年出新书《你家有龙多少回》是什么契机,这本书出版的结果,对你后来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孙一圣:当时就是认识了青橙文化的编辑王二若雅。她原来是我在磨铁时候的领导,后来,王二若雅做青橙文化的时候,想出一批青年作家的小说,我也刚好有一些小说可以集结成书,就投稿给她了。

这本书让自己觉着自己可以是一个作者了。

还有一个影响大概是能直观地遇到读者的评价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当然一开始对坏的评价是沮丧的。不过,很快我发现我对好的评价和坏的评价都怀有同样的警惕,反省自己。

罗丹妮:当时出书的过程顺利吗?现在回头看,有什么遗憾吗?

孙一圣:出书还蛮顺利。出书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主要是我没有接受编辑的意见。当时选稿子的时候,王二若雅给我一些建议说让她来选篇目,以及对一些篇目的修改。当时我比较固执,没有听编辑意见,直接导致每一篇风格都不一样。后来也有人善意地与我说,这本书没有一个整体的风格,像一个大杂烩。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选的每篇小说都不一样,从编辑角度讲,这个想法反而是极其错误的。

罗丹妮:或者说不是杂烩,我觉得也是涉及标签的问题。就是当你两三篇风格比较接近的时候,编辑、读者就可以通过这两三篇去标记你、认识你。当你每篇都不一样的时候,读者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风格,是这意思吗?

孙一圣:应该是这样。我只是想了一个模糊的大概。你说得更具体,也更有专业性。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当每篇都不一样时,它不一定是这个阶段最好的小说,可能只是一种尝试。拿出来以后,给人一种严重的学习痕迹。这样的阶段对作者很重要,对读者来说则是一种折磨。

不过,《夜游神》经过你们编辑的努力,就好很多。不过风格虽然相近,有些篇目相差还是蛮大的。

罗丹妮:我想问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哈,我记得这本书刚出来后,争议是非常大的,有比较绝对的否定意见。我想,这应该对你的打击很大,后来好几年似乎没看到跟你有关的信息,所以在去年年初再见到你、并且知道你已经辞职在家写了好几年,手里有不少作品的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在经历了那么多否定和打击后,是什么支持你相信自己还能写、还可以写呢?是这些外在的质疑反而变成了一种自我证明的动力吗?

孙一圣:你的说法比较客气,就是差评嘛。这个一开始打击确实蛮大,直接导致了我那时候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不想出版了。所以,写完我就搁置起来,不准备拿出来了。这也是第一本书出版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出书的原因之一。

向来我对好评是持怀疑态度的,对差评则很认真。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忘了谁说的,一百个好评也抵不住一个差评对作者的伤害。

后来,我才意识到,当一个作者不太聪明又具有革新意识的时候,那么这本书有争议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所以,过了几年后,我才把那个长篇又重新修改了一遍,拿了出来。

其实有时候作者对自己的苛刻比外界的苛刻要大得多,只是大部分作者都不会说出来。

对于写作的坚持,还是一种自己的坚持。对于外在的讨论,无论好坏,都不能帮你去写,还得自己亲力亲为。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只是想写,跟好坏无关,就是想写。

罗丹妮:那这个写的愿望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或者很强烈?

孙一圣:开始写东西以后,写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退缩了。因为写东西是一个人的事,正是这一点是帮助了我,不用与人打交道,也不用与人配合,一个人努力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除了外在的否定,其实有些作者对自我的否定比外在的否定还要厉害,我是这种的,经常会否定一下自己。否定以后,再重新建立写作的动力,去写。

电影《庆州》

罗丹妮:那你后悔 2016 年的时候出那本书吗?

孙一圣:那不会。只是后来会越来越反思出版之前的问题,如果当时能够理解和尊重编辑的想法,不会那么糟糕。有时候一本新书出版的过程已经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书了,是编辑和作者共同的合作。

所以,在以后的编辑过程当中,我会更愿意听取编辑的想法和建议,当然有时候也会有自己的坚持,但不会像第一次那样独断专行。

罗丹妮:你觉得当时是因为年轻吗?比较有信心?这种固执是什么样的固执?

孙一圣:不是信心,可能就是年轻。

写小说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在一本书出版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修改的过程。

后来我看沈从文在每一版的小说出版,每一版他都要修改。建国以后几次出版的小说他还在修改,哪怕是改一个字,就是已经面世几十年了的稿子他还在改。

罗丹妮:有时候我在想这个改,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我要面对读者,我在猜读者这一块会怎样理解、会不会误解,而是作者本人在时间的变化里面的一种改变,你觉得是哪一种?

孙一圣:沈从文过了这么多年还在修改可能因为人变了。我间隔时间这么短的修改,只是想让小说更完善一些。

虽然写小说并没有很简单,就我性格来说,有时候也就只能做这件事。

罗丹妮:也就是说,你后来继续写小说,是因为你觉得只能继续做这件事?

孙一圣:是的。即使是会遇到绝对否定,与别的事情相比,对我来说写作还是比较容易的。

2016-2021:写作对于很多不太聪明的作者,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东西

罗丹妮:2016 年到 2021 年,这几年,你大概的生活状态,能讲讲吗?比如,做什么工作,一天日常的作息?

孙一圣:其实,在 2016 年之前,工作还稳定一些。反倒 2016 年之后到现在,是工作一段时间,写作一段时间,在后面两三年就没再工作了。工作的时候,作息是相对稳定的,下了班以后,写作时间一般是 8 点到一两点,进度要慢一些。没有工作的时间,基本上会到凌晨 4 点左右吧,第二天 10 点左右醒来。

一天也不是一直工作,也会玩一玩,看看书,上上网。不过,每天的懒惰依旧是写作最大的障碍。

罗丹妮:这几年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写,想知道发表的机会多吗?在机会比较少的情况下,你是怎么鼓励自己一直写下去的?全职写作的话,日常生活,物质上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怎么看这个选择?

孙一圣:发表机会越来越少,反而出版的机会更多一些。关于发表只能给自己一个暗示,发表的不见得是好的。有些好的东西,是要感受性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生活上压力还是很大的,一直处在十分紧迫的状态,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会写一些随笔,就是一些读书笔记能发就发一下。也有人找我写一些剧本。我努力了很多次写剧本,一个也没写出来,后来,我认真考虑一下,认识到剧本和小说是两类工作,好剧本是非常难写的,我又不想敷衍他们。有些人坚持想叫我写的时候,我只能给他写成小说,他就把小说拿走,再找人改剧本去了。各人有各人的坚持和选择吧,没办法。

电影《改编剧本》

罗丹妮:可能这一部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比较确定/明确,自己可以,或者只能过一种以写字为主的生活?是相信自己可以写出一些什么,还是,觉得不管怎样,也只能如此?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困难的吗?你会觉得在很艰难地坚持吗?

孙一圣:从刚开始的时候就觉着自己可以,那时候应该是 2011 年左右。不过,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自信是非常盲目的。不过,正是这样盲目的自信,让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点点感觉自己在变好吧。

所以,盲目有时候是个好东西。我也遇见过很多想写东西的人,他们对小说很有见地,但是对于下笔就畏手畏脚,怕写坏了,总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一出手就是大师。我想天才是有的,但是,我们需要勇气,一种承认自己不是天才的勇气,那就是不怕下笔,勇于下笔。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虽然说的是关于记忆,我觉着对写作也适用。多写是很有必要的,试错也是很有必要的,哪有那么多对的东西呢,哪有那么多天才啊。

写作对于很多不太聪明的作者,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东西,比如我。

不过只写作不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很难坚持的。最好能找个可以维持的工作,这样可能会更长久一些。

罗丹妮:因为在有限的几次见面里,我会觉得你是一种比较放松、自得的状态,不太着急,虽然好几年没出书,但没有明显的焦灼感,所以很好奇你真实的心理状态。

孙一圣:其实,真实的感觉是这几年都是非常焦灼的。只有在阅读和写作的时候,才是唯一能够缓和这种感觉的时候。但是,生活中的那种迫切,又在压榨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绷不住。

放松的状态应该是表演性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别人放松、自如,虽然有时别人也不需要。

不过,很多时候,更大的焦虑,是来自写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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