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商竹 陕西交通
“武关道”又名“商山路”，开辟于商末周初，原本是为了秦楚相互争夺的需要，以“武”字名关、名路，古代把起自长安，经蓝田、商州，河南内乡、邓州到湖北襄阳武汉的交通要道称作武关道，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阳城驿正是这条古道上的一座驿站。
——编者按
又见阳城驿
文/商竹
在商洛，唐时称商山路，今为312国道。当年的阳城驿蝶变为4A景区。这座千年古驿，曾数改其名，串起数位唐宋文化名人，演绎了一段沉重而难忘的历史。
据考证，商山路在今商洛境古驿约有12个，除安山、北川两驿外，其他均见之于唐诗。这些驿馆，大抵根据附近的要地、关隘、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而取名，如蓝田、武关两驿附近有蓝（田）关、武关，仙娥驿附近有仙娥峰和仙娥溪，雒（洛）源驿临丹江（昔称雒水），棣花驿附近有棣花山，桃花驿当地多桃树等等。一些驿馆另有别名，如临近四皓祠（墓）的“商州馆”，又名四皓驿；层峰驿内种植了几株粗壮的桐树，又名桐树馆。武关东的青云驿，可能与商山路又为科考之路有关。陕豫交界的阳城驿，大概因其地处秦岭之阳、且为古城遗址而得名，不料却与唐贞元名臣阳城的名姓相同，引起争议。
武关遗址
提起阳城（736—805），如今可谓网红官员。他少小家贫，遂入集贤院作抄写书吏，得以苦读经史。人到中年，考中进士，复于中条山隐居。彼时学子入仕，或者正儿八经参加科考，或者拉关系走明经一途，或如李白一样可怜巴巴地“遍谒诸侯”，或者隐居名山，待价而沽，走“终南捷径”被皇帝招用。阳城在隐居时，曾拒地方大员李泌之邀。但当李泌拜相后再次相招，他还是入朝作了谏议大夫。“君子得其位，则思死其官。”可是数年间，阳城以“长安酒徒”自居，竟然庸碌无为，令人失望。为此，青年韩愈作《争臣论》，对其冷嘲热讽。
其实，刚直的阳城是不屑于为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小事正词直谏的。要干，就要干一票大的。794年，贤相陆贽遭受排挤，奸佞裴延龄即将为相，众皆敢怒不敢言，此时阳城挺身而出，犯颜忤旨：“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 “阳城裂麻”之后，先被打发到国子监作司业，随后被贬道州。柳宗元为此作《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盛赞阳城有“博厚恢弘之德”。
阳城应当是经商山路抵道州的。在唐代中期，商山路作为长安通往东南的捷径，仅次于“大路驿”（长安至洛阳的两都驿道），被升格为“次路驿”，即全唐第二驿道。唐人奉使、贬谪、赴考、游历等多取道此途，“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李涉《题武关》）。
在道州，阳城“封五龙侯，罢矮奴贡，自囚入狱”，多有为民请命之举。此时的韩愈，终于懂了阳城，在《送何坚序》里，将阳城比作鸟中之凤，希望道州父老子弟“服阳公之令”。白居易作《道州民》，称颂阳城之举：“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阳城遂被尊称阳公、阳谏议、阳道州，入传于《旧唐书》。
继阳城之后，商山路也见证了“韩柳”“元白”诸诗人、官员的贬谪之痛。倡导“文以载道”的韩愈两遭贬谪，在蓝关长叹“云横秦岭家何在”。柳宗元两过商山，作《商路孤松有感》。白居易“七年三往复，留诗十余首。”元稹七经武关，容颜憔悴，饱受精神折磨。一寸商山路，一缕贬官愁。堪画亦堪行的商山路，因之涂抹上浓重的悲怆色彩。
正是敏感的元稹，发现“商有阳城驿，名同阳道州。”对于神一样存在的阳城，他实在不忍心让行人直呼其名，遂援引羊祜碑改名堕泪碑的旧例，作《阳城驿》：“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对于极品好友的倡议，白居易在和诗中，亦作800言，同意将阳城驿“改为避贤邮，大署于门楣” 。
20多年后，杜牧行经商山路，发现此驿改称富水驿，提出“驿名不合轻易改，留警朝天者惕然。”他以为，保留阳城驿名，可以警示在朝为官者，使得“名存教可施”。
时至赵宋以后，京都东迁、北移。曾为长安近辅的商州，一落为寂寞偏僻的贬谪地，而“邮传之盛，甲于它州”的商山路，旧驿废弃，也失去往日繁华。公元991年秋，诤臣王禹偁初贬商州，览元、白、杜之诗，“验之图经，求诸郡境，则富水地存而驿废，阳城之号遂莫知也。因作风诗，申明三贤之作。”出于“德音苟不嗣，吾道当已而”，他作长诗《不见阳城驿》，一咏三叹，使得阳城驿名传天下。以后，王禹偁二贬滁州，三贬黄州，一生三黜，被苏东坡称为“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纵观历史，不乏令人唾弃的庸吏、贪官、奸臣，但更涌现出诸如阳城、韩愈、王禹偁这样令人敬佩的诤臣、清官、前贤。是什么让后者“不合时宜”，自甘贬谪，虽九死其犹未悔？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坚守初心，践行仁义之道。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在新的时代，应当不断被传承、创新，以新的使命担当，缔造新的辉煌。（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
原标题：《秦岭古道 | 又见阳城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