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蓝瘦、香菇”这个词的销量的确不错，不仅在社交平台使用广泛，而且很多官媒用的也不亦乐乎。不直接说“难受，想哭”，而说“蓝瘦，香菇”，似乎很时髦、也很含蓄。当一些人警惕于这样使用文字的失范时，我注意到汉字体系的确是个神奇的东西，它的稳定性和开放性是并存的，它的生命力极强。而每个时代人们用文字行文或交流的习惯又能较为准确地预报整个社会，乃至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
如果没有史前文明的存在，也没有外星文明的帮助。那么我们的文字就只能依靠自己来创造发明，这个过程应该是相当漫长的，可想而知一个字不管是象形，还是会意，要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能推广使用，不经过长期的琢磨和修正恐怕是难以固定下来的，所以在我看来靠仓颉一个人发明文字的传说显然是不靠谱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为什么正确？因为首先文字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个理由不能忘！
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篆文到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从繁体再到简体，在我国汉字演变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基本规律：一、文字从多样性向统一性转化；二、文字的受众从少数向多数递进；三、文字的结构从复杂向简单演变。这三个规律也基本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从分裂、战乱、弱小走向统一、稳定、强大；从君权神授走向人民授权；从治理人民走向人民当家做主。文字的进步预示了历史的进步，而历史的进步印证了我们道路选择的正确。
在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又发现每个时代的文风形象地播报着当时的“天气情况”，诊断出当时的社会病，这些“监测数据”对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当下的文字文风依然有用，而且对我们医治现在的“社会病”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追溯文风，除了那些祷告的甲骨文，《诗经》和《易经》应该可以算鼻祖了吧？在我看来《诗经》就像那个时候的散文集，而《易经》则更像工具书！《诗经》中含蓄的表达、激烈的直白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整个社会的鲜活；而《易经》的严谨、实用，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天地人三者和谐共存思想的认可。
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文章豪不亚于兵车弓箭，开口必谈利，闭口不忘战。推行仁义和超脱的软文根本没有市场。几百年的战乱，多少代人的黑暗，以及那个时代百姓们流离辗转的苦难，完全可以在文风中感受得到。我一直很欣赏李斯的《谏逐客书》，觉得这简直是春秋战国文风的集大成者，是文章实用（功利）主义的典范。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往前，文字和文风也在不停地演变。从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再到唐宋元明清。我们不难发现，文辞华丽的时代极易从繁荣富裕走向奢靡堕落，文风呆板的时代又常常伴随着国家机器的臃肿和吏治的腐化。只有文风朴实，充满活力的时代才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回过头看历史，这样的预报好像真的有点准。
时至今日，很多人为“新词”恐慌，其实文字的演变过程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我国的语言体系一直呈现出吸纳、沉淀、积累的良性状态，所以面对一些新东西，没必要恐慌，短期流行的东西进不了汉字的宝库，而长期依然能有流行活力的文字、词语、句子，注定要成为汉字宝库中的一员。其实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是文风，当我们一再追求用语的“新、奇、特”时，已经预警了现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这种不正常就是缺乏朴实、严谨和尊崇的心理，这种心理又会波及到工作、生活和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及时纠正并引导。
由此可见，中国人最应该有的就是文化自信，因为中国的老祖宗不仅留下了举世无双的文字瑰宝，还留下了一套功能杠杠的的预警系统。我们守着这个宝库和系统，得用起来，还得用好，才能对得起老祖宗们的一片苦心，才能真正走向民族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