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长三角等于“江浙沪包邮区的认知，一直是公众的刻板印象。2016年5月，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等8座城市，正式划入长三角城市群，安徽“长三角”的身份开始“官宣”。从那一天起，关于长三角的传统定义，被彻底颠覆。
“长三角Logo原本的设计是个三角形，证明大部分人还是认为长三角就是3个人。”在巢湖之畔的一幢办公大楼里，安徽省发改委长三角办副主任张芹分享了这则番外小故事。
安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成员，被扣上“弱者”的帽子显然有失偏颇，相反，安徽的成绩倒是可圈可点。据权威数据统计，近十六年间，安徽GDP增长3.1倍，尤其合肥增幅高达18.36倍。
坐拥中科大和中科院的合肥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潜力股”，在科创一体化的路上，早已成为与江浙沪并驾齐驱的关键角色。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合肥正创新尝试，携手苏浙，扬皖所长，以期交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精彩答卷。
“科创名城”为什么不出名？
身在中部，心向东部。从1984年首批两个国家实验室，一个选址北京怀柔，一个落户安徽合肥，其作为中国四大科教城市之一、中国第一个科技示范城市的地位，就从未改变。只是长久以来，因深居内陆，那张深藏不露的“科创王牌”并不为人所熟知。
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吴越，在谈及合肥对于东西南北沟通的重要性时表示，在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不能简单将合肥定义为江浙沪的“后花园”，而应通过关键角色搭起一座融合的桥梁，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初到合肥，从空中鸟瞰这片土地，会发现西部波光粼粼的蜀山湖之滨，有一座三面环水、面积不过2.65平方公里的岛屿“科学岛”，踏岛而上，绿树成荫，嘉木成林，这个专属合肥人的“大水缸”的董铺水库，实际上，有着另外一个神秘身份——安徽科创策源地。
一栋栋小楼组成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楼层不高，并不起眼，但这里的科研脉搏却与世界最前沿同频共振：全球第一台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人造太阳”，诞生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吸引海归集聚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也已经创造过多项世界纪录。
漫步在岛上，你随时可能会碰见两院院士在打球，海外评审专家、研究员在静坐沉思，迎面走来一个面容年轻、衣着朴素的人，若把他的研究成果翻出来，说不定能震你一惊。据合肥研究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这里2600多名在岗员工中，45岁以下者占比74.7%，平均年龄为39岁。
科创领域从未逊色过的合肥，其国际影响力，真正让“以出国为荣”变为“以归国为荣”，打通了国际人才一体化的新窗口。
“这里不需要论资排辈，拥有招聘自主权，可直接作为学术负责人组建团队。”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新民周刊》，小到银行卡开户，大到买房、子女入学，他们都向省里反映，协调解决。就这样，科学岛陆续吸引了在生命科学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华裔专家回归合肥。
八年来，岛上的这支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为上千例癌症病患最大限度地筛选可用之药。他们研发的抗急性白血病国家I类创新靶向药物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临床试验批件，更多的创新药物也已经进入了产业化开发的管线。
科创主导、政策红利、人才回流，合肥科创聚集地的效应越发凸显，但又不得不承认，其科创魅力一直面临“酒香还怕巷子深”的尴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认可与扬名，究其原因，与其地理、空间、政策、文化紧密相关。
多年来，安徽“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入集中在“大小三线”，就没安徽的份；到了改革开放，安徽既没凑上东部沿海开放，也没赶上西部大开发，基本都被国家政策所“遗忘”，即便来个中部崛起，也因周边强省的虹吸效应而被压制。
当然，地理隔绝感的尴尬，是一个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指出，安徽北因历史上的黄河泛滥、土地贫瘠，而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南受山地地形约束，无法大力发展农业与工业；西有大别山，阻挡武汉经济圈；东受皖南大山区阻隔杭州经济圈——合肥为中心的皖中一带孤掌难鸣。
空间之外，在文化上，王德培认为安徽有中原、皖江、徽州等不同文化圈的纵向拦截，以致在中国没有哪个省份比安徽的方言更多、文化习俗更烦琐。地理禀赋差异与文化隔阂，让安徽各城市间，天然采取了各地各自为战的分裂发展倾向，间接致使合肥等地发展战略左右摇摆并缺乏连贯性。
正源于此，安徽虽名正言顺加入长三角，却也多少招致不服，被认为“反正放在哪里都不会显眼，总是处于被支配地区”。但如若追根溯源，有着“改革先锋”基因的江淮儿女，很早就大踏步“走出去”。
合肥市政研室副主任范观兵告诉《新民周刊》，沪苏皖在历史上隶属同一地缘，明朝为南直隶，清初改称江南省，直到康熙年间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才一分为二，有了今天的江苏与安徽，因此今天的南京，常被调侃为“徽京”，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江苏、浙江、上海就与安徽有了密切往来和交流。上世纪80年代，芜湖港、安庆口岸陆续开通，让八百里皖江开始承东启西。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合肥为领头羊的安徽与长三角，本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回归，更是对区域一体化内在需求的顺应。
新兴企业是一体化的“跳板”
不单国策从沿海先富等非均衡走向均衡协调、共同发展，就连中国城市也从单打独斗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合肥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红利，必然备受照拂，但仅着力于弥补非均衡的落差是不够的，毕竟让安徽脱颖而出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科创。
且不说，2012年以来安徽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仅从“安徽制造”创造7个世界第一、多项工业指标位居中国前列，就可见“安徽制造”背后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创优势是合肥的底气，然而底气归底气，合肥却并未充分借此将自身发展到与江浙沪“并驾齐驱”的水平。好在，目前看来，合肥聚焦国家战略产业，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全链条布局新产业，一体化成果在平台互通、人才流动、产业转移等方面倒也可圈可点。
在科创产业园区的科大智能展厅，机器人手臂安装汽车零件的视频，颇为引人瞩目。科大智能新闻发言人表示，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从传统电力产业迈向工业机器人新兴领域，他们借助G60科创走廊平台效应，与上海松江联手做了很好的一体化尝试。
就在一年前，位于上海松江洞泾的科大智能项目开始运作，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孵化基地，35天拿到开工许可证，项目从一片空地到主体建筑完成封顶，只用了8个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松江速度”。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松江区独创“微信群审批制度”。区长坐镇微信群，科大智能方提出问题，分管副区长、项目行政审批的各委办局一把手解决，彻底打破行政审批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企业转型发展是和科技革命在“赛跑”，比的就是政府效率。
目前科大智能正与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展合作，共同建设科大智能—复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通过健康服务、智能诊疗类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孵化，一方面解决社会医疗难题，另一方面带动机器人相关附加值产业落户长三角，打造持续创新“发动机”。
伴随新一轮人工智能的风口，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大讯飞总部，以中科大与中科院的语音识别、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究，显然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吸引青年才俊的新风向标，真正让人才“引进来”，产品“走出去”。
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科大讯飞的总部在安徽，但在上海、江苏、浙江都有分子公司，不同地方，产业气质各有特点。江浙民间资本的创新意识非常强，如果把其资本活力与安徽的源头技术创新对接，会加速整个产业生态和产业链的发展。
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科大讯飞的多语种人才也在国际氛围更浓的上海，进行了深入布局。大城市为人工智能提供了舞台，产生数据反哺，形成了自我迭代和优化。目前，“中国声谷”这栋高层建筑物，入驻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恰是人才联动的最好说明。
保障了50万人次的进博会“安保网红”的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其生产总部正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博微太赫兹企业，公司负责人认为，公司搬迁至上海并不现实，但目前已与长三角省市签订了战略协议，可根据分工联动进行一些输入输出。比如，将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制造线则放在成本较低的六安，供应商可就近选择，以节省成本，快速响应需求。
合肥市科技局调研员陈伟认为，外界对安徽的普遍认知，仍沉浸于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在认清城市化、经济规律和理解未来产业发展上，尤其对长三角一体化，仍认为是招商引资的竞争。
在三省一市的资源要素重新洗牌中，江浙沪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无所谓谁领导谁，也无前队与后队之分，大家都在跟未来赛跑，自然各凭本事，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吸引重组要素，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若将合肥定位成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服务长三角，格局未免就太小了。记者从合肥市科技局了解到，在科创方面，市政府正在做一系列的创新尝试。一方面做强做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滨湖科学城等创新平台；另一方面，与上海张江开展基础研究，推动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替代；最后，联合设立长三角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并依托“数字江淮”大数据中心，实现知识产权成果共享。
长期的行政壁垒无法打破主要是基于地区利益的自我保护。在传统的条块分割体系下，一个地区的收益主要取决于管辖领域内的产业。地区利益通常会聚焦于如何分配既有“蛋糕”，而不是努力去“做大蛋糕”，因此，长三角地区间“最后一公里”如不贯通，将极大限制资源流动与市场互补。
从人才症结上分析，在周围强省“虹吸效应”下，安徽更像是一个“孵化器”——孵化成功，就输送出去了。以2017年数据为例，安徽外流人口，主要集中在苏、浙、沪，三省市合计为838.6万人，占全省流向省外人口的79.3%。如何避免沦为人才孵化器，获得长三角的“认同感”，也是合肥面临的一大课题。
“差异性才是合作的基础，目前三省一市在细分产业上布局相似化较高，生产力布局出现重复性，产业同构化比较突出，并未发挥整体联动效应。”陈伟认为，必须在更大格局下找准自身定位，利用现有优势深耕细分领域，打造技术驱动型城市，或许才是长久且关键的决策。
首先，围绕科学成果转化，消化不了的可借力长三角的人才、环境、经济等实力，政府要摸清路数，发挥效应，在一体化过程中，区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其次，三省一市可派出顶尖专家，深入解读各地的亮点经验，打造最幸福的长江三角洲。
当然，两大中心的合作也要有制度设计，依托合肥创新馆、新能源和网联汽车联盟、ICC电路联盟等，一系列可落地设计要靠上海这个领头羊，争取在一篇大文章下，资源调配、产业联动、成果转化，搞好长三角的模式，真正解决卡脖子的难题。
闭门造车永远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一旦真正看透“一体化”内置去中心化、扁平化、分布式的逻辑，那么安徽也就不会较真于区域内的高下与空间上的融入，而将站在全国乃至全球更高视角，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并形成自身个性和特长，在功能上真正融入长三角。
按照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的观点，长三角一体化的打造，除了制度架构的一体化，小到部门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之外，市场体系的一体化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即在区域范围内让所有要素流动顺畅，不受阻碍，不仅要单向流动，还要双向、多向流动，如此一来，整个长三角的市场功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今天的长三角三省一市明确了“相加大于4”的愿景。“大于”意味着不只做“加法”，更要做“乘法”；不是量的叠加，而是质的交融；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推动和资源叠加，而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挖掘协同发展的潜能，长三角的互利合作共赢，才有未来。
站在全球城市群落上看，对比长三角城市之间以及美国东海岸所有城镇群，两个跨城市人和人之间联合的专利数，10年增长了3倍。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这项研究说明全球的城市创新已经是超越了单个城市，进入了群落创新的阶段，其核心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创新交互的活动，而不是城市之间的属性关系，这对长三角一体化也有深层的启发。
德国工程院院士BemhardMueller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特别指出，在德国，有一个地方与安徽十分相似——慕尼黑，这个传统民族文化浓郁、地理上保守闭塞的城市，为何能够成为创新策源地的成功样本？恰恰在于开放的心态，在产业集群政策上，慕尼黑以高科技园区为契机，鼓励区域的政府、大学、企业全面参与进来，打破行政壁垒，“放权”给欧洲领先且成熟的机构联盟，政府则负责建立一个紧密的产业联合网络作为后盾。
“如果想用行政强制圈定一个区域边界，这就是失败的开端，硅谷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区域的成功与否与人的思想、眼界有很大关系。”BemhardMueller认为，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评价，往往与想象的不同，我们会通过机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方向，如果说人才对地域的认可度不高，更需要注重纠正人们的封闭心态，而类似慕尼黑这样的成功范例，安徽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经验与思考。（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