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郑弘传》有一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旧交趾七郡”就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广东、广西、海南和越南等地。“东冶”就是《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的闽越国冶都，“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往北的陆路未通，关山阻隔。广东、广西乃至东南亚的越南等“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都要经过福州东冶港，南来北往形成了汉代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那么比张骞还早60年的闽越王无诸修建的东冶港早已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福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而且还是古代海上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起点——福州东冶港。福州东冶港有着海洋优势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三千多年前的闽族和闽方国已经开通了东南亚与中原的海外交通。“海上丝绸之路”雏形
福建古称闽，《山海经·海内南经》明确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这说明古代福建与海洋关系密切。
西周时期闽族和闽方国与海洋的关系，体现在武夷山船棺葬中。武夷山观音岩和白岩取下的两具棺材，均用完整的楠木刳成，和现在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基本相同。经碳十四测定，两具棺材的制作时间距今三千五百年以上，约当殷商时期。当时生产工具主要是铜锛，能凿出如此规模的船棺，令人叹为观止。殉葬品中有棉麻和丝织品。三千多年前的闽族就是用这种大型独木舟（闽江出土的独木舟边帮有四组榫口，说明是两个独木舟连在一起航行），载着丝织品等货物航行在江河湖海。
棺内殉葬的龟形木盘就是“木鳌”，联系到《列子·汤问篇》记载的龙伯钓鳌故事，此龟形木盘应称“木鳌”。《楚辞·天问》有“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的问语。王逸注引《列仙传》说：“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说文》谓鳌“海中大鳖也”。《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断鳖足以立四极。”由此可见，这件古怪的木鳌殉葬品，不仅反映了白岩悬棺葬主人生前“山行水处”的生活习性，还赋予了登遐升天的思想。神灵之鳌“在海中”，可见白岩悬棺葬中的木鳌还反映了殷商时期闽族先民与海洋的密切关系。
《尚书·禹贡》载：“岛夷（应包括闽族）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不但记述了闽族（方国）向中央王朝进贡的特产有纺织品、桔、柚等，而且指出了闽国与中原联系的交通路线是沿江出海，再经过淮河、泗水而抵达王都。《逸周书·王会解》记载闽国向周王朝进贡的物品有，“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蛇、蛤均为闽地特产。福州东冶港把东南亚的贡品和闽地特产，经海路和淮河、泗水到达中原，必然带回中原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物产，早就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东冶港考古新发现
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笔者率福州新店古城考古队，在新店古城先后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
从汉初福州地貌图可以看出，新店古城一带为高台地，适合建城，并能守住陆路进福州的重要关隘。经过三年多的钻探和考古发掘，福州新店闽越国冶城外城的东面、西面、北面有城墙，南面低洼地始终找不到城墙遗迹，可能就是开放型的“东冶港”。今福州七中所在的高台地是扼守东冶港进出口的“军事要塞”。
同时，在武夷山城村汉城出土的铁器在汉代曾经东渡日本，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冶铁冶铸业作出贡献。这些铁器就是通过福州东冶港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日本。《前汉书·平帝纪》记载：“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应劭曰，黄支国在日南之南，去京三万里）。”黄支国即今印度。印度国王给汉平帝献犀牛，必然也是从海上经福州东冶港转运至汉长安城。汉初“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建元六年后，闽越国出现“二王并处”的局面。繇王丑在福州新店“冶都”，“奉闽越先祭祀”为闽越国正统。余善被封为东越王，在闽北筑六城“以御汉军”，还在福州屏山一带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水军基地。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越王余善曾率“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南越，就是从福州屏山水军基地出发，从海路到达广东揭阳。假如按四十人乘一艘战船，东越王余善率领的水军就有战船两百艘，浩浩荡荡地从海路直达广东揭阳，可见当年海运畅通，“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不久前，屏山地铁考古工地出土的“汉代大铁器”，是福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物证据。据福州市考古队领队张勇介绍，在屏山地铁考古工地的汉初文化层，即钱塘巷与鼓屏路交叉口北侧，发现了一条汉初大水沟，铁锚就是从大水沟的淤泥内出土的。张勇判断，汉初屏山与冶山下是天然港湾，可以停靠大型船只，大水沟直通山下的海港。笔者认为，从福州新店闽越国冶都开放型的港湾到福州屏山东越王余善的水军基地，就是《后汉书》记载的“东冶港”。广东、广西、海南、越南、印度等东南亚“泛海而至”的船队经福州东冶港前往日本、朝鲜和中国汉长安城，形成了汉初的“海上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