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中心城市带动的大都市圈经济崛起。
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近日在该市2019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称，去年东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82.5亿元，东莞还将全力冲刺，争取实现GDP破万亿元的历史性突破。
而佛山已经赶在东莞之前，在2019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0751.02亿元，成为广东省继广州、深圳之后，第3座GDP超万亿元的城市，也是全国第17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
如果今年东莞突破万亿大关，那就意味着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均有一个万亿级搭档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有媒体将这些搭档城市称为“副一线城市”，这些副一线城市紧挨着一线城市，工业制造业较为突出，而一线城市的服务业更为突出，二者绝配。
“这样的空间分布，绝对不是偶然。”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四大一线城市都有一个万亿级的搭档城市，是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完美的产业分工
从一线城市与副一线城市的GDP比值来看，深圳-东莞的比值最大，达到2.84，上海-苏州的比值最小，2左右。总体上看，这种比值关系大多介于2到3之间。
从产业结构来看，一线城市现代服务业十分发达，第三产业占比都超过70%，北京更是超过80%。相比之下，四个副一线城市工业制造业十分突出，三产占比要比临近的一线城市低不少，差距都至少在20个百分点上下，其中广州-佛山这对组合差距最大，达到29.32个百分点。
四个副一线城市中，天津的行政级别最高，为直辖市，其他三个城市都是普通地级市。天津的三产比例也最高，达到63.5%，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深圳。不过天津与北京的三产比例还是差了20个百分点。
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恰好构成了完美的互补。
先看上海-苏州这对组合，苏州作为一个普通地级市，GDP高居全国第六。我国目前经济实力最强的4个县级市中，有3个属于苏州，其中领头羊昆山是台商投资集中区，曾以“笔记本电脑之城”闻名，高峰时期全球新上市的笔记本电脑每三台就有一台产自昆山。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苏州的制造业十分发达，所依靠的服务业如现代金融、港口、创意等则都在上海。上海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综合性现代服务内在质量高，门类体系齐全、层次高。上海服务业的支撑，以及苏州本地制造业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后，两者形成了很好的分工，这也是要素与服务合作半径的完美分工。
广州-佛山更堪称“绝配”。目前，广州总部经济、金融保险、商贸会展、港口航运、现代物流、中介服务、科技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经济优势明显；佛山装备制造、家用电器、陶瓷建材、金属制品等工业经济实力突出。立足两市产业比较优势，广州现代服务业和佛山先进制造业齐头并进、互补互促格局基本形成。
深圳的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十分发达，但由于深圳本土面积较小，发展空间已近饱和，导致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外溢，而外溢的首选就是临近的“世界工厂”东莞。典型的如1993年和1994年，深圳的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往东莞转移，由此成就了东莞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深圳也开始了转型升级之路。近年来，深圳的电子信息等产业向东莞转移，如华为选择性迁移部分业务到东莞松山湖，这也是东莞近几年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城市中心空间距离较远，北京-天津的产业互补虽然相对没有其他三对强，但是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推进，京津之间的互补也日益增强。
打造大都市圈
在彭澎看来，一线城市与万亿级搭档城市之间的产业互补性，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一方面，类似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大市，他们的产业发展除了本地创业意识很强之外，还因为旁边有一个现代服务业非常发达的一线城市。
比如佛山挨着广州，两者的直线距离很近。广州各种展会很多，更有外贸出口风向标“广交会”，还有各种专业批发市场，这对佛山来说，包括接收订单、引进生产线、产品信息发布等与外面接触的机会就很多且十分方便。
再看上海-苏州，外向型经济大市苏州的招商引资，主要就是依靠上海这一因素，吸引了很多世界500强到苏州去设厂，在上海“开店”，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组合。
另一方面，从产业自身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演进来说，四大一线城市都是中心城区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面临疏解非核心功能问题。
彭澎说，一线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主要就是制造环节外迁。这个过程中，市场化的选择就是周边地区，因为总部、研发、设计等环节还在一线城市。“很多大型制造企业都要依托大城市的周边，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集群，在周边地区更容易形成。”
这种产业的分工互补，最终带来“双赢”的局面，进而形成了联系十分紧密的都市圈（都会圈）。
去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城市功能互补，增强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镇）疏解，推动中小城市依托多层次基础设施网络增强吸纳中心城市产业转移承接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彭澎说，大城市周边可以进一步放松落户限制，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市周边集聚。中心城市、中心城区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周边地区有劳动力和制造业，两者结合带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中心城市进一步做大，也会产生更强的消费能力，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武杭南成差距在哪里
北上广深之外，还有哪些城市能迎头赶上，承担一线城市的部分功能？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曾在公开活动中表示，北上广深之后，武汉、杭州、南京和成都将会成为下一轮中国城市经济的新的发力点。
诚如其言，武杭南成确实是当前最具竞争力的新一线城市。其中，产业结构是衡量一座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线城市正是凭借高新技术产业和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集聚了最优秀的人才。新一线城市中，武杭南成的产业结构也是最具亮点的。
不过，相比一线城市对周边的带动引领作用，武杭南成均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相比一线城市均有一个GDP万亿级、制造业比较突出的搭档城市，武杭南成的周边城市以三四线为主，经济总量相对不大。其中，杭州周边距离最近的几个地市中，绍兴的GDP总量最大，但也不到6000亿元。
在发展阶段上，相比北上广深的溢出效应，武杭南成还处于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平台的阶段。比如，虽然成都、武汉、杭州的市域总人口都超过了1000万，但中心城区人口离1000万的超大城市标准仍有一定距离。这些城市需要加快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平台，提升吸引高端要素资源的能力。
比如南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南京将重点做好十个方面工作。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落实国家战略，着力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在融入国家战略中奋力争先，不断增强城市综合功能和辐射带动力”。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目前武汉还没有像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外溢效应，与周边城市在产业层次上还没有拉开距离，仍存在一定的竞争，对周边城市的带动服务作用不够，给周边城市带来的实惠效应也不够。
当然，在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同时，通过加快轨道交通、市域铁路建设，加速打造都市圈，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也是武杭南成当前的一个要务。
事实上，这几个城市当前都在积极打造都市圈，通过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实现研发在中心市区，相关配套在四周的格局体系。比如，南京都市圈的合作就日益紧密。据媒体报道，仅今年3月，滁州市委书记、市长已三次带队分别前往与滁州毗邻的南京江北新区、浦口区、六合区，主动上门对接合作事项。内容涵盖了顶山－汊河、浦口－南谯两个跨界示范区，以及汊河大桥、黑扎营大桥、滁宁城际铁路南京段、宁天城际铁路二期、金牛湖新区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