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首先欢迎各位来宾莅临新华社参加这次文津圆桌座谈会。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嘉宾：
中央部门层面：
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 何 维
全国政协办公厅联络局局长 杨利群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 刘树苹
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巡视员 杨 椠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 葛 华
我们也邀请了地方政府层面的领导参加这次座谈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书记 赵永清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 吴思康
还有三位专家学者参加这次座谈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段应碧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企业层面的几位代表：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蒋春余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集团副总裁 孙利军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元领
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裁 王 健
主办方代表
新华社瞭望智库总裁 吴 亮
主持人：
我们这次圆桌会议的主题是“贯彻精准扶贫部署，打赢扶贫攻坚战”，重要意义不言自明。2014年，新华社专门成立了扶贫调研小分队，2015年又在扶贫调研小分队基础上，将其升格为“扶贫课题中心”。2015年，“扶贫课题中心”已调研了将近9个省份、37个地市。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两会特别报道，另一个是大国扶贫全国性综合刊。2015年，我们重点调研了宁夏，做了大国扶贫的宁夏样本。当然，也对企业扶贫问题进行了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我们针对不同的扶贫类型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加大了扶贫调研力度。
2016年，我们较之去年关于“脱贫攻坚”的主题调研力度会更大，我们希望能够跟全国政协这边一起进行合作，可以成立一个全国政协调研的记者团。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更多的、能够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扶贫案例。
有请瞭望智库的总裁吴亮同志发言。
吴亮：欢迎大家来到新华社。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新华社就加大了在扶贫工作领域的调研力度。去年年底，瞭望智库（新华社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部署2016年重点研究课题时，就将“脱贫攻坚”相关课题列入了重点课题方向，且这些课题也都纳入到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项目来了。因此，我们的研究任务是很繁重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样在实际操作中，真正在2020年前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当然，国务院相关领导已经倾注了很大心血，下定了坚定决心，这是一个好的条件。但是具体到执行层面，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我们开这个座谈会，重点是要提发展方案，核心是要谈建设性意见。欢迎大家多说干货。
张超：2015年的调研，我们发现了很多案例，这些案例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根据我们调研的案例，请到了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代表过来，所以这次座谈会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案例分享环节。这个环节，重点是围绕金融、产业、教育、电商及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谈经验及教训。第二个环节是围绕议题的自由讨论。首先，我们进入案例分享环节，有请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健同志，他讲的主题是“产业扶贫”。
王健：今天非常荣幸跟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扶贫开发方面的交流。我作为中民新能（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下同）扶贫方面的负责人，主要思考三个问题：一是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二是怎么去解决贫困问题？三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中民投。中民投是由全国工商联发起，由59家中国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最大的民营投资集团。宁夏是中民新能最大的项目基地，我们公司正在宁夏建设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而宁夏也是我国国家级贫困县非常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宁夏当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施产业扶贫的一个重点地区。我们主要对要对产业扶贫的模式进行了试验。
光伏扶贫里面比较流行的是分布式扶贫，我们在宁夏做了尝试。具体做法是：在宁夏选取1700多户贫困家庭，在屋顶上给他们架设光伏板，这样每户每年能得到约2800到3000块钱的电费收益。但是，这只是授人以鱼，关键是要解决授人以渔的问题。当然，这个模式有不少缺陷，比如对屋顶承重有要求，一些贫困户、孤寡老人或者低保户维护光伏板也有难度，而且电费补给村民后可能就直接用于吃喝了，不能保证不返贫。我们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屋顶光伏扶贫也属于尝试，最后发现并不能起到授人以渔的作用。后来，我们对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采取了集中给贫困村建立村级光伏电站的模式。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屋顶光伏扶贫属于被动式的扶贫，并没有改变贫困户靠天吃饭的思想，使得贫困户没有主动脱贫的意愿和主动性。
村级扶贫电站的好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维护方便，有人专门负责。而对于屋顶光伏板，如果被石头砸烂了，村民觉得跟个人利益没有关系，这就形成了“等靠要”的恶性循环。其次，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出电站建设土地，企业进行建设和主导，每年将固定的收益直接补给村集体，村集体再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给村民贷款担保，村集体的工作也有了牛鼻子，空壳村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们已经在盐池全县74个贫困村开展光伏扶贫试点村级电站建设工作，每村建设约3MW容量村级电站，项目总投资预计18.8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从电费收益中向74个村支付20万元/年/村的扶贫电费分红，这一分红将持续20年。
实际上，我们的“光伏+扶贫”模式，就是围绕光伏这个过剩产业，因地制宜地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摸索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升级了“光伏+扶贫”模式。具体模式为：政府也参与进来，投资一部分钱。现在，国家发改委对这个PPP模式也是比较认可的。我们利用这个模式与河南鲁山做了一个协议，这一项目大约能够解决100MW的发电问题，能够实现33个贫困村的脱贫问题。这个模式的优势在于：将政府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尤其是村一级。因为政府自身投入钱，是整个产业扶贫的重要参与主体，这样，政府的积极性和农民的积极性都有提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企业、政府、农民贫困户三个主体都有积极性的话，我们对光伏发电的财产就有了保障，同时监督管理也有了相应的主体。这是中民投在河南鲁山国家级贫困县做的一个探索试验。
光伏扶贫的另一个尝试是“光伏+新农村”模式，就是“居者有其屋”模式。我们在村里按照原地还迁的模式，帮助贫困户们的住房按照国家标准重新进行了翻建。翻建的基本标准是：贫困户的主体住房是128平方米，后面还有羊圈，整体院落能够达到700平方米。此外，我们还给每个贫困村建立了一个公共活动室，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让贫困户们熟悉整个国家的扶贫政策，包括房建政策等；二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很多的贫困户之所以穷，懒惰并不是单一因素，而市场信息不对称，村民普遍缺乏种植和养殖的经验，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原来传统的农耕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建了200平米的活动室，开展文化教育包括科普宣传、市场信息推广等活动。
另外，我们的扶贫工作也围绕着光伏产业的特点展开。西北地区光照条件好，但干旱、蒸发量大，不过光伏板架好后，就可以起到遮阴和保墒保湿的作用，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也有利于在光伏板下面种植农作物，所以我们开始考虑“光伏+农牧业”模式。这一模式先后在宁夏、河南、河北等地做了一些尝试。
在宁夏我们做了养殖当地特色的滩羊的扶贫模式。养羊是宁夏盐池当地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每户大约养7只到十几只羊之间，但是农户主要是资金的问题。农户在买种的时候，品种一般都是便宜的，这样导致他们在喂养的过程当中，难以摆脱“靠天吃饭放牧”的恶性循环，羊的品质亦很难保障。此外，再加上市场的波动性，这种农业模式就可能入不敷出，导致谷贱伤农，对农户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损失。所以，现在中民投跟政府签约，我们主张“以销定产”。作为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我们掌握更多信息，可以进行产业主导。另外，盐池滩羊是很好的羊种，我们也会建立现代的育种模式，让农民积极参与进来，变成产业工人。我们还会对滩羊品牌进行提升，将整个产业链进行融合，这是我们做“光伏+农业”模式的基本经验。
另外，我们还做了金融扶贫模式的探索。具体做法是：公司与盐池县政府成立担保基金，我们向担保基金投入5个亿，当地政府投入1个亿，这样就形成了6亿元的资金池。以6亿元作为担保基金，就可以撬动银行信贷60亿元，而中民投做基金的管理者。当然，如果最后形成不良贷款怎么办？我们跟政府，并结合当地老百姓对农户进行了ABCD四类的信用评级。当地以养羊为主，把农户分类，比如说种植是一类，养殖是一类，在品种上跟当地的农科院结合，养殖的过程中，农户出钱。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在资料、培训上我们公司给予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资金闭环。当羊养出来之后，公司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当然，农户必须按照我们的标准饲养，饲养过程中不能用添加剂，这样能够保证农民这个过程中是有利益的。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即“光伏+产业”扶贫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因为我们的主业能够实现良好发展。所以，我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给我们的主业更多支持，在规模化上给予更多支持，在财政结算上给予更多支持。
张超：谢谢王总。我们在去年进行产业扶贫的调研过程中，跟中民投对接比较多。比如滩羊项目，去年我们到宁夏做了实际调研，对接了大概有十几户滩羊养殖户。养殖户告诉我们，2014年卖一只滩羊，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卖到1200元左右，更高的甚至可以卖到1500元。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一只滩羊的价格就降到四五百块钱了，有时甚至跌到300元了。因此，如果有一个滩羊基金，能够稳定住滩羊这个价格的话，对农民来讲会很大的帮助。下来请华信能源的蒋春余书记谈“教育扶贫”问题。
蒋春余：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精准扶贫这个课题。中国华信以服务国家扶贫济困为基准，2015年5月，全资设立了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通过"萤光支教"，培训西部贫困乡村教师，帮助烈士、因公牺牲军人、以及病护军人的子女求学，参与抗震救灾，开展大型公益慈善活动以及弘扬全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等方式，累计投入资金约5亿元人民币。今天我的发言重点围绕"萤光支教"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来谈些认识体会。
第一，扶贫先扶志。百业教为大，教育师在先。一名好校长、好老师可以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所以在选择扶贫对象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锁定西部贫困乡村的教师，我们这么做，符合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扶贫先扶志”政策。我们的做法是：推动扶志精准化。我们下决心为甘肃和上海架起了“萤光支教”的桥梁，初步建立起上海、华信、甘肃三方教育输血的长效机制。
第二，问题精准化。为确保帮扶措施准确到位，我们和甘肃省教育厅在58个省级贫困县联合调研之后发现，英语、音乐、美术和体育是当地乡村教师的薄弱学科，其实这个不是甘肃特有现象，而是贫困地区的普遍问题。我们拍摄了一个微电影纪录片《我的全能老师》就反映了这个状况，这个电影讲了一个故事，成为“萤火支教”项目的重点内容。
第三，创新推动扶贫。“萤光支教“开展4年以来，我们设立了四大板块：一是依靠“互联网+”突破地域限制。我们设置了互联网板块，利用现代化视频软件进行同时间、不同时空的网络培训。这样，甘肃的乡村教师能够同步看到上海名师讲座，并时时互动，这使得“萤光支教”项目能够覆盖到甘肃全省。目前，此板块培训人数已达7850多名，占总人数的60%。二是“互联网+”创新是线下与线上的结合。在虚拟课堂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传统实体课堂，我们同步设计了"陇上行"、"上海行"和青年志愿者支教板块，合力推动乡村的教育发展。"陇上行"开展4年以来，先后组织121名上海教育专家名师千里送教上门，送到甘肃去。从甘肃省定西市开始，延伸到南宁、平阳、赣南、陇南、宁夏、天水、武威、庆阳以及兰州市基地学校，为乡村教师们组织名师讲座，分享先进的教学理念。“陇上行”培训教师3953名，“上海行”板块筛选了1269名乡村教师，来到上海参加为期半个月跟岗见学和培训考察，这些教师回到甘肃以后，借鉴上海优资学校的办学理念，学校的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有了质的变化。
第四，满意度较高。据甘肃与上海两地部门评估，“萤光支教”项目带来四方面的作用：一是为贫困地区的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二是让许多期望走出大山的乡村教师美梦成真；三是项目所覆盖的学校质量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四是在贫困乡村支教当中，上海名师专家与高校青年志愿者对当地贫乏的教育资源有了切身感受，增强了帮扶乡村教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也更坚定我们持续教育扶贫的决心。
第五，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中国教育的薄弱部位在乡村，乡村教育最困难的在西部地区。贫困乡村存在着师资匮乏、环境恶劣、基础设施的薄弱、教学条件差等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仍是教育理念的落后。我们设置的青年志愿者支教板块，组织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的96名优秀高材生到甘肃13所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但毕竟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改善教育不能仅仅依托政府，还需要全社会的合力，企业更是责无旁贷。一是通过教育的政策扶持、社会各界的帮助、企业的支持，合力为贫困乡村的教育输血。二是要致力于乡村教师培训，为当地教育造血。目前我们培育的老师仅占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西部乡村教师继续要通过“互联网+”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三是要改变对现代教育科研的投入机制。比如留守儿童的心理浮躁、农业新科技、新项目、新经济、信息化科技的主角、农村城镇化的教育等，仍存在着很多空白，需要继续重点帮扶。四是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独特的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应当组织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孩子们上课，一方面能够丰富学校的文娱课程，另一方面能够传承并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超：接下来，我们有请阿里巴巴集团的孙总谈“电商扶贫”主题。
孙利军：在4年前，我们开始试点“电商扶贫”模式。第一个项目叫“中国特色馆”，这个项目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从组建团队到开始实施，中间犯了很多错误，其根源在于我们不懂农村。我虽然生在农村，但是今天我已经不了解农村。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农村生活已经陌生了。我们当时取了一个名字叫"农村淘宝"，就是要把电商带到农村。其实，今天电商不管带不带到农村，它始终存在。今天的农村，不仅仅是把电商带进去，更重要的是将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基础设施带进去，把资金代进去。
我认为，农村扶贫有三大要点：第一是扶贫先扶思想。去年从4月份开始，在政府和大家的共同支持下，我们在阿里园区开始举办县长和书记班，主要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每个月会有6期。举办这个班，主要是希望从根本上、意识上、思想上达成共同愿景。因为，如果政府的实力、企业的实力这些力量不在一个方向上，不仅仅不能形成合力，而且会形成更多的侧力。从去年4月开始，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第二，研究清楚农村电商到底缺什么，农村到底缺什么，我们到底扶它什么。根据我们的数据情况，农产品卖得最好的地方，不是在农业大省，而是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地方有懂农产品、有懂销售农产品、有懂电商的人，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力量，因为这些地方吸引了人才，人才就能创造大量的机会。今天农村缺的是什么，今天农村电商为什么起不来，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相对的落后。一是我们希望政府共同把扶贫资金用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上面。二是解决信息通道问题。之所以农村产品卖不出来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信息不对称等。
我们阿里集团做农村电商扶贫，主要有以下具体做法：一是在县里、村里建立和扶持当地的二段物流，把获得的货物通过县域的协作化运输到农村，所以说它的效能成倍提升了，而它的成本在急剧下降。二是在硬件设备上面，我们让所有回来创业的年轻人都是免费创业。
张超：接下来我们请张总介绍一下国家扶贫基金怎么做扶贫的。
张元领：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汇报：
一是简单介绍一下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扶贫工作。国投在扶贫方面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定点扶贫，国投已经对接有4个县，贵州两个，甘肃两个。第二种是专项扶贫，通过资助建设母亲水窖、资助小学等多种方式对贫困地区展开帮扶，帮扶地区不仅仅包括定点扶贫地区，也包括贫困地区的项目所在地、干部挂职地区以及援疆、援藏任务地方等。第三种就是国投独特的工程扶贫，国投公司到去年有接近5千亿的资产，其中有75%的资产在西部，通过西部地区的项目发展、开发，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第四种就是我们的基金扶贫，2012年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提议设立国家层面的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积极响应，承诺出资并发起设立基金，最后跟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一起发起设立了这个基金。2014年6月份这个基金正式成立，按照公司法注册成立。首期规模28个亿，其中财政部代表国家出资8个亿，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各出资10个亿，资金已经于2014年6月份全部到位，该基金是全国首家专注于贫困地区产业投资的产业基金。根据基金公司的要求，由国投公司专门成立了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该基金，通过市场化机制，扶持贫困地区具有区域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产业，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加快攻坚的步伐。
二是重点介绍一下产业扶贫基金运作的模式。产业扶贫基金投资方式是以股权投资为主，对于贫困地区的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旅游等产业进行投资，旨在探索贫困地区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产业精准扶贫模式，基金不追求社会上一般基金的高收益，在基金整体保本微利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社会效益。国投创益公司从2014正式受托管理该基金，到2015年全面开展投资工作，主要的投资模式分以下几点：
第一，在地域上以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涉及的贫困地区为重点。在产业上以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产业为重点，如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与农林牧渔，旅游等产业。在被投资企业发展阶段上，以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为重点，兼顾处于起步期、种子期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弱，融资困难，通过产业基金的投入，帮助企业健康成长，从而带动贫困人口的增收脱贫。
第二，依托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打造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依托贫困地区脱贫产业规划，实现产业扶贫的整体联动，服务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
第三，注重培育有竞争力、有品牌，又符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的地方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更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注重培育讲诚信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产业扶贫基金投资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讲诚信、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民营企业家，一手抓产业扶贫，一手抓诚信建设。注重培育新兴产业农民，产业扶贫基金致力于为贫困人口提供组织化的生产机会，在生产饲料的选择、科学种养殖等方面，由被投资企业提供系统的服务，帮助其逐步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农民，使其持续脱贫，进而缓和一些社会矛盾。
三是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开展扶贫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施。
针对贫困地区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扶贫。一是相对集中投资。产业扶贫基金首期规模只有28亿，与广大贫困地区企业和政府对资金的需求不匹配，由于资金有限，在全国范围内搞“平均主义”、”撒芝麻”，无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无法集中有限资金把产业扶贫基金尽快做大做强，做出示范。通过大量的调研和投资实践，我们认识到：产业扶贫基金必须以区域的集中投资为抓手，筛选重点省、重点地区的重点县，集中开展投资工作。二是与产业集团的合作。产业扶贫基金以与产业集团合作为抓手，充分发挥产业集团的行业优势，提高项目投资的成功率。三是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产业扶贫基金积极探索项目投资的金融支持方式，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途径，带动其向贫困地区的企业和项目，提供包括银行融资在内的各种优质金融服务，助力贫困地区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共同扶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
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产业扶贫基金的资金实力，与更多从事产业扶贫事业的同仁加强合作，共同探讨产业精准扶贫的模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超：下面有请深圳市政府教研室的主任，党组织书记吴思康主任做案例分享。
吴思康：
带动后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特区的重要初衷和重要使命。深圳长期以来，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探索创新扶贫机制，推动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合作，促进落后地区共同发展。在援疆、援藏、对口帮扶甘肃毕节、广东河源及汕尾等地中，通过资源扶持、技术支持、人才帮扶、产业合作、共建共享等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发展，探索了很多模式。特别是在与汕尾的帮扶合作中，为全国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深圳方案”，意义在于把贫困地区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相结合。
下面，我就简要介绍深汕合作区的情况和经验。
一是探索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延伸到合作区，实施深圳企业到合作区投资享受在深同等待遇的产业政策，积极争取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保税物流园区等政策落地合作区，实现了发展要素在两个并不接壤的地区自由流动。创新招商机制，利用深圳原有招商渠道或者叫招商一体化，利用了母体的品牌。建立招商合伙人制度。
二是创新开发投入机制。注重市场化运作，广开渠道解决资金难题。由深圳出资14亿元，加上省竞争性扶持资金投入，成立合作区投控集团，资本金规模超过20亿元，投控集团积极引进企业开展合作，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启动合作区土地一级开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采用PPP模式，引进央企、省和市属国企、大型民营企业，加大市政基础设施投入。
三是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省政府进一步优化调整了体制机制，明确了深圳、汕尾、合作区三方利益共享机制，确定了合作区的组织架构，明确赋予合作区地级市一级管理权限，建立独立的财税体制，代管四镇一场。深圳和汕尾两市进一步加大了合作共建力度，逐步明确了深圳主导的基本思路，形成了管委会为主的管理机制，有力推进了合作区开发建设工作。
深汕特别合作区4年多来的有益探索，有四点启示。
一是利益共享机制是区域合作的生命力和内生动力。深汕特别合作区之所以得到两地的积极响应，核心在于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在利益分配上，按照“发展第一、尊重历史、权责对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形成有利于合作区较快发展的体制。合作区的财政体制执行“省直管”模式，委托深圳市全权代管，产生的地方级税收在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外，由深圳市、汕尾市和合作区分别按25%、25%和50%的比例分成。但在2015年前，深圳、汕尾两市将各自所得分成收入全额返还深山区，在2020年前，深圳、汕尾两市将各自所得分成收入的50%返还深汕区。
二是共同管理模式是飞地形式区域合作和扶贫帮困的重要保障。共同管理模式，是指区域合作各方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工合作，共同区域建设，共同区域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切实增强帮扶地区“造血功能”，带动落后地区实现长远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实行管委会负责制，管委会主任由深圳干部担任，党委书记由汕尾派驻。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事务，汕尾负责地拆迁和社会事务。
三是发展政策一体化是区域合作和扶贫的重要机制。一体化发展就是要以先进经验和自身标准，去推动帮扶合作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最终实现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无论是城市规划建设，还是经济和产业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都充分借鉴了深圳的经验和标准，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同时把合作区纳入到深圳产业链的一部分，立足于为深圳乃至珠三角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做配套，未来深圳将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健康服务、国际物流、海洋产业、航空航天等产业，合作区就与深圳同步配套，共同做强做大主导产业。同时，促进汕尾在基础设施、城市功能等方面与深圳的全面衔接。
四是区域合作是解决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约束和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有效形式。一方面，发达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产业体系完善，但土地等资源不足，制约了其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产业基础薄弱，但土地等资源充裕。通过建设两种地区的合作机制，则可有效解决双方发展中存在的短板问题，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张超：接下来我们请吴忠市赵永清书记介绍一下吴忠在精准扶贫方面的设计和思考。
赵永清：
吴忠市地处宁夏中部，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全市总人口143.7万，其中贫困群众占10.5%，回族人口占53%，是全国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级市；国土面积2.07万平方公里，其中82%的地域处在干旱少雨地带，53%的地域属于贫困地区；所辖5个县（市、区）中，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3个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其中同心县还被列入国家11个集中连片困难地区之一的六盘山片区。我们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大胆创新，使扶贫开发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救济式扶贫到产业化扶贫、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历史性转变。“十二五”期间，全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14.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的25.2%下降到14.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5040元增加到9150元。总结我市的做法和体会，可以概括为“7365”模式：
所谓“7”：就是七步识别，精准锁定“扶持谁”。为了把扶贫对象摸准、家底盘清，做到因户、因人施策，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我市在基层实践中，探索出了户申报、小组议、村评定、入户查、逐级核、县确认、市抽查的“七步识别法”。在此基础上，始终坚持一看房、二看种植和牛羊、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儿女上学堂、五看信用良不良，做到三级公示、统一建档、微机录入、精准锁定。旨在以扶贫对象的精准确保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着眼我市2018年提前两年实现稳定脱贫、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精准确定了168个贫困村、4.2万贫困户、15.06万贫困人口。根据致贫原因、资源特色、产业优势、劳力状况、资金来源、群众意愿、脱贫目标等情况，我们多维多点分析，逐村逐户制定脱贫方案，明确了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清单。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建立《精准脱贫退出办法》，对已经脱贫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及时进行脱贫认定，使其从扶贫对象中退出，返贫的重新纳入台账，做到有进有出，逐年更新。为便于管理，我们结合“智慧吴忠”建设，聘请专业公司设计软件流程，将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输入微机，实现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扶贫开发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脱贫成效由群众和社会中介机构评判，而不是让干部说了算。
所谓“3”：就是三先开路，精准定向“先扶啥”。贫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根子是思想的贫困、观念的贫困。扶贫脱贫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充分调动群众自主脱贫的积极性。一是扶贫先扶志。贫困群众“穷”首先“穷”在思想、意识和志气上，缺乏敢富、能富、善富的精气神和心气劲，“等靠要”思想严重。扶贫必须先把群众勇于脱贫的志气扶起来、致富奔小康的热情激发出来，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方面，我市采取“2+1”模式，即一名党员、一名包扶干部帮一户贫困家庭，由以往的给钱给物变为解心结、树观念、开思路、增信心。针对回族群众多的实际，通过清真寺阿訇主麻日宣讲瓦尔兹，引导回族群众既念教义经、又念致富经。二是治穷先治愚。贫困地区的群众大多居住分散、封闭，文化程度不高，获得信息、技术、新事物的渠道狭窄。我市坚持思想引导、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四措并举，对重点贫困县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实行全免费，对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高职以上学历的学生优先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大力实施劳动力转移中长期培训、人才助农和“雨露计划”等项目，彻底改变因缺文化、缺知识、缺技能而走不出深山的窘境。三是脱贫先脱旧。从精准脱贫的高要求看，旧有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很不适应，必须打破。为此，我们破立结合、先破后立，重点引导群众破除死守一亩三分地、怕担风险不敢创业、宁愿受穷也不受累等旧观念、旧意识、旧思想；引导基层干部破除只会伸手不会动手、只会自己致富不会带领群众脱贫、只会输血不会造血的旧习惯、旧思维、旧模式；引导领导干部破除只会坐在上面听汇报、只接天线不接地气、不精不准搞瞎指挥的旧思路、旧作风、旧方法，树立精准脱贫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作风，真正激发自主脱贫动力，让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形成了干群同向、上下同心、各界同力的扶贫格局。
所谓“6”：就是六管齐下，精准施策“怎么扶”。我市坚持易地搬迁、产业培育、四化融合、金融帮扶、生态扶贫、政策兜底，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吴忠特色的精准扶贫脱贫路子。
一是实施易地搬迁脱贫，改变“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尴尬境遇。将“一方水土已养不活一方人”的贫困群众整村搬迁，集中安置在有水、邻路、靠园、近城的地方，同步推进住房建设、土地开发、培训就业、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居住难、出行难、饮水难、上学难、公共服务难和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全市累计搬迁并安置移民38.6万人，开发土地41万亩，建设种养设施4万座，发展特色种植18万亩，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管得好、逐步能致富。
二是发展特色产业脱贫，破解“捧着金饭碗到处觅食”的无奈之举。我市具有土地、农业特色产业、矿产、新能源等资源优势，以及蓬勃兴起的旅游、农村电商等后发优势。我们努力化劣势为优势，把产业培育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主打“绿色、生态、有机、富硒”四张牌，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和三次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目前，宁夏13个特色产业中，我市优质粮食、奶牛、滩羊、酿酒葡萄等5个产业规模居全区第一，有机枸杞、中药材、肉牛3个产业居第二，这些特色产业覆盖到全市80%的贫困村。
三是坚持“四化融合”脱贫，打破“拴在土地上脱贫致富”的思维定势。鼓励引导贫困群众走出大山，走进园区变工人，进入城镇做商人，摆摊开店当老板，土地入股成股东，进城落户变市民，技能培训做职业农民。另外，坚持 “大劳务、大输出”思路，充分发挥“回族之乡”优势，加大“阿语翻译”、“回族厨师”培养力度，定向培训提升贫困群众劳动技能，劳务收入占到贫困群众家庭纯收入的50%以上。
四是借力金融造血脱贫，解决“囊中羞涩底气差”的悲观无奈。我市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协调设立银行机构10家、小额贷款公司25家，创新推广了“速贷通”、“网贷通”、“富农卡”等农村金融产品。推进过程中，我市把信用作为最重要的抵押物，建立了宁夏首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评级授信系统，对贫困户分A、B、C三级给予评级授信，按照信用等级予以贷款，免抵押免担保，A级贷款额度5—10万元，B级2—5万元，C级2万元；并为贫困户专门量身打造了“富农卡”金融信贷产品，信用度达到60%以上的发放“富农卡”，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周转使用、利率优惠”，有效缓解了贫困户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同时，我市创新互助资金模式，农户和各项扶持资金按2:8的比例构成，自愿加入互助社并交纳一定互助资金的村民，可借用互助资金以10倍的额度贷款。
五是积极探索生态脱贫，改变“生态咋能当饭吃”的思维困惑。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发展扶贫产业与绿化、治山、兴水结合起来，在贫困地区探索推行“光伏+”、“生态+”等扶贫模式，资源开发、生态修复、产业培育齐步走，走出了一条生产生活生态相统一的扶贫新路子。在“光伏+”方面，引进中民投等光伏企业，去年在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7个移民村开展光伏扶贫试点，项目规划涉及4880户，通过租赁使用农户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模式，给农户支付租金，一些农户每年仅租金收入一项就达3000多元。在“生态+”方面，加快建设“三廊两网”，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积极探索贫困乡村农作物秸秆工业化加工、青黄贮制作、有机肥生产、机械还田、家庭沼气使用等综合利用途径，取得了新成效。
六是实行政策兜底脱贫，根除“穷根扎就了”的绝望无助。我们坚持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每年财政收入的85%用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的民生领域。通过精准识别，对贫困县5.3万户7万多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对1000多名鳏寡孤独和残疾智障等无劳动能力人口给予财政集中供养，对3万名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兜底。
所谓“5”：就是五项机制，精准聚力“谁来扶”。我市积极探索建立扶贫脱贫精准聚力攻坚推进机制，有效集合“项目、资金、人力、管理、帮扶、考核”等要素，精准“滴灌”到村到户，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一是建立脱贫攻坚责任清单制。在宁夏率先探索制定脱贫攻坚责任清单，明确市、县、乡、村各级组织、部门及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职责，明确目标，靠实责任，传导压力。
二是完善社会聚力帮扶机制。以开放的理念、接纳的态度、包容的胸襟，敢于“亮出来”，勇于“走出去”，积极“引进来”，不断深化闽宁对口帮扶和上海青浦区、北京西城区等友好城市协作，将合作范围扩大到招商协作、产业合作，积极汇集外界各种力量，寻求更多扶贫“帮手”和扶贫资源支持脱贫攻坚。挖掘放大慈善产业发祥地的优势，擦亮“国家七星级慈善城市”名片，吸引中外慈善人士来吴投资兴业、奉献爱心。
三是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组建了吴忠市扶贫开发投融资公司，逐步扩大担保规模，承接和撬动60亿元的扶贫贷款，最大限度取得国家专项扶贫基金和政策性贷款支持。
四是创新督查考核机制。制定完善脱贫攻坚监督检查办法，充分发挥市、县人大、政协和新闻媒体等监督作用，建立脱贫攻坚逐级监督检查、第三方评估、定期报告制度，采取月督查、季调度，定期督查、暗访抽查等方式，推进工作任务落实。
五是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建立贫困村、贫困人口信息平台，严格认定程序，完善脱贫退出、返贫进入、巩固提升机制，实行动态管理。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已经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实现全面小康难点在农村，短板在贫困地区。为此，提出4点建议：
一是请求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些年无私支持国有企业开发石油、煤炭等资源，在为国家做贡献的同时，当地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不同程度遭到破坏。建议结合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适当提高贫困地区税费分成比例，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科学界定补偿范围，明确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及补偿主体，保护西部地区生态建设成果。
二是请求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政策。目前，宁夏农村低保标准为2400元/年人（略高于2300元/年人的国家扶贫标准），并将按照到2020年人均年收入4000元的标准逐年提高。根据我市集中供养鳏寡孤独和残疾智障等无劳动能力群众的实践看，现行标准无法维持其基本日常生活。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菊花台阳光家园照料中心集中供养的39名重度残疾人，年人均生活费为3840元。建议国家建立集中供养制度，将鳏寡孤独和残疾智障等无劳动能力特殊群体实行分类集中供养，中央财政安排资金予以补助。
三是请求调整贫困地区增值税、消费税中央和地方留成比例。2015年，我市国地税总额为6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5亿元（其中工资性支出33亿元），保吃饭都要靠中央转移支付。按照国家现行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留成比例（75:25）计算，上交中央14亿元。今年，国家正式启动“营改增”，地方上交中央的额度有可能还要增加。对于贫困地区来讲，自主脱贫的财力支持将更加薄弱。建议国家制定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税收扶持政策，在2020年之前将增值税、消费税全额或高比例留给地方，之后考虑逐年提高上解比例。
四是请求对贫困地区的建设用地给予支持。我市是全国节约集约用地模范市。近年来我们坚持工业上山、设施农业靠边、整合分散庄点、盘活存量资源，加大土地复垦整理力度，切实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贫困地区多数处在偏远之地，未利用地多，本来引进龙头企业带动群众致富是优势，但因荒山、荒滩等土地开发难度大、成本高，招商引资缺乏吸引力。为此，建议国家减免贫困地区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何维：首先，谈谈扶贫工作的认识。一是对扶贫工作的认识。第一，习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扶贫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执政党的重要使命，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在2015年完成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国把千年发展目标融入自身发展规划，率先在减贫领域完成预定目标，减贫目标约80%由中国贡献。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
第二，扶贫工作事关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习总书记强调，扶贫要精确，不要搞大水漫灌，为扶贫工作指明了所应采取的方法与实施的路径。扶贫工作顶层设计与实施管理精准化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第三，精准扶贫还有工程的内涵。我们要致力于消除造成贫困的土壤，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因素。中央已决定通过城镇化、产业就业、搬迁等综合性措施来消除贫困人口，需要从对象、项目、资金、技术、产业等多维角度统筹考虑，整体推进。
第四，扶贫工作要体现政府负主责、主导，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政府要抓好顶层设计，重大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并协调各方精确实施。企业应尽社会责任，社会要通过志愿者行动、慈善救助、宗教的济贫扶弱等途径发挥作用。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工作要精准，提升质量与实效，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要体现有机结合，互补共进。
其次，谈谈健康扶贫的有关考虑。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全国7000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有42%是因病致贫，涉及到1200多万个家庭，也包含因病返贫的情况，33%是由于家庭劳动力因贫致病，12%是由于灾难性医疗大额支出所致。医保为体现守住因病致贫底线的功能。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也有不足。因此，健康扶贫是扶贫工作中的重点，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扶贫应有五个重要方面，概括为“病、人、保、健、扶”五个字。
一是要研究造成贫困的疾病种类，采取精准的工作措施。如果疾病属于某一地方多年流行的疾病，如在两广流行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地方政府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下采取系统性防控措施。广西在这方面已有好的经验，实施了地中海贫血防控攻坚工程，其防护能力、技术水平、早诊早治均有明显进展，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出生率明显减少，有效遏制当地因为此病返贫势头的上升。这一经验需要其他地区借鉴与推广。如果疾病属于慢病，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需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慢病日常管理与大医院的急重症治疗有机结合。
二是要精准确定医疗救助的对象——病人。如前所述，近1/3是家庭主要劳动力，这个环节要高度重视。通过分级诊疗体系、社区支撑、大医院专家远程医疗等路径要把影响劳动力的疾病治好，确保不再复发。必要时某些重症患者要有一个固定技术团队全程进行治疗、康复等医疗服务管理。如患白血病的儿童，要着力解决骨髓移植的供体与实施单位医疗费用捐助支持等问题。地区要对因病致贫的人群建档，并制定精准的医疗救助方案。对于家庭老人，还要争取一些社区、乡村护理、康复等工作支撑，解决其生活负担。
三是发挥医疗保障，尤其是大病保障的托底作用。首先要使因病致贫人口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覆盖，其次要发挥重大疾病保障的托底线的作用，尤其是发挥新农合的保障作用。安徽新农合实践在此方面有很好的进展，大病保障实际补偿水平达80%，超大额患者接近90%。这一经验应推广。第三，大病保险要和医疗救助有机衔接，解决灾难性医疗支出问题。第四，要发挥社会组织如红十字会援助、慈善捐助等社会机制的作用。最后，要研究探索商业保险对因病致贫人口的保障问题，通过政府出资和社会捐助等实现这一机制的补充支持。
四是发挥健康教育的作用。在贫困地区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提高贫困人群的防病意识与能力。
五是注意健康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措施的对接。在解决因病致贫后，要有针对性的对其家庭，采取技术扶持、项目提供、人员帮扶等措施，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其致富能力。
段应碧：我讲两点意见：
一、要着重消除那些“看得见的贫困”。到农村调查，在村子里随便走走，总会看到少数农户生活困难：有的居住在不能避风雨的茅草屋里，甚至人畜混居；有的家具破破烂烂，衣服挂在一条绳子上；有的吃水困难，甚饮用很不安全的沟坝水；有的学龄儿童上不了学，或者辍学在家；有的老人甚至主要劳动力长年患病无钱治疗等等。这些情况不仅贫困地区有，一般地区甚至发达地区也会个别存在。
我们国家到2020年就要全面小康，到那时，如果农村还有这些现象，哪怕是个别的，也不应该。不仅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全面”性，而且人们心理上也过不去，建党百年了，全面小康了，不能容忍再有这种现象了！因此，我建议在最近5年内，集中力量把这些“看得见”的贫困现象解决掉，至于区域发展，相对贫困，那是长期任务。
去年各地搞建档立卡，许多地方除收入指标外，还加了“几看”，这是一大进步。刚才吴忠县就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叫做“七步法”，我看就很好。但从面上看，有两个问题还不完善：一是受“指标”限制，可能漏掉了一些；二是除贫困地区之外，其它地区没有做这件事，其它那些地方也有贫困户，只是数量少些，但绝不会没有。因此对建档立卡户要“动态管理”，至少每年查一次，确保一个也不漏掉。
为此，有两条具体建议；一是各个地方把“两不愁、三保障”具体化成若干条，以便操作。比如，“不愁吃”具体为天天有饭吃，每周至少吃上一顿肉；“不愁穿”就要四季有衣服，过冬时能穿上棉衣、棉鞋；“住房有保障”就要不住危房、不住茅草房、不住在透风漏雨的房子里，北方农村冬季有取暖设施；“教育有保障”就包括没有辍学的学龄儿童，没有因缺钱而放弃上高中或大学的子女；“卫生有保障”要具体化为没有因缺钱而放弃治疗的病人，不喝不安全的饮水等等。二是在乡镇一级和村一级设立“扶贫专干”，不仅贫困地区要这样设，一般地区和发达地区要设“扶贫专干”。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细化的标准，把村子里那些“看得见”的贫困现象找出来，然后因户制宜拿出具体办法切实解决。本乡本村不能解决的，向上级汇报争取支持。
二、切实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农户，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技能培训，支持他们外出打工，但对于大多数贫农户来说，应该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就地发展，以减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
在支持贫困户自我创业过程中，信贷扶持极为重要。但目前最头痛的问题是：越是贫困农户，越难以获得银行的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困农户居住分散，单笔贷款额度小，又缺乏合格的抵押物或公务员担保，因此银行觉得给贫困农户贷款的成本高、风险大。目前，各级政府为贫困农户从银行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或提供一定的风险保证金，但这些措施主要是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并没有解决银行给农户贷款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银行的顾虑没有根本消除。
根据国际经验，应该培育和发展一些专门为贫困群体服务的小贷机构来解决贫困户的信贷需求。在这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开展了19年的探索与实践，并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特点，专为贫困农户服务的信贷扶贫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在贫困县建立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以贫困农户为目标客户，采取扶持妇女、五户联保、上门服务、分期还款、技术培训等方法，为贫困农户提供无需抵押、无需公职人员担保的小额信贷。该项目由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公司具体执行，项目资金则主要来源于财政扶贫资金和银行批发贷款。这种合作模式很好地体现了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特点，即地方扶贫办将财政扶贫资金委托扶贫基金会管理，定向对贫困农户发放贷款。此外，基金会通过向商业银行申请批发贷款，充分发挥了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大银行无法直接服务贫困农户的难题。
截至2015年底，该项目覆盖全国18个省的169个贫困县，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31.3万笔，133.5亿元。现有贷款余额21.5亿元，存量贷款农户25.8万户（户均贷款余额8,326元），30天以上风险贷款率仅为0.73%。
受融资成本高和运营成本高的双重影响，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虽然解决了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但“贷款贵”的问题尚未解决。建议以贫困片为单位，由政府出资建立类似于扶贫基金会那样的公益性小贷机构，用人民银行的低利率的“扶贫再贷款”，专门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这样就能一并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和“贷款贵”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为贫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一定要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队伍和专门的金融产品。指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去向分散的农户发放单笔一万两万甚至几千元的贷款，是不可能的，硬压任务也只能是“应付”，不可能持久。现有的商业性的小贷公司也指望不上，为了利润，他们不可能舍掉成本低、风险小的大额企业贷款，而去为贫困农户发放风险大、成本高的小额贷款。事实上，现有8000多家小贷公司，都是在县城和集镇为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难有为贫困农户提供小贷的。这从他们平均单笔贷款超百万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总之，为贫困农户（包括一般农户）提供信贷服务，一定要有专门的机构、队伍和金融产品。所谓“专门”，就是只做这件事，不干别的，这样的公益性机构，只能由政府出资建立，使用“扶贫再贷款”（内部可以企业化运作），靠企业和其它机构很难持久。
刘树苹：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每个部委都有具体的扶贫任务，一方面是定点扶贫工作，我们对口4 个国家级贫困县，因为我们部还管理7所高校，像北理工、哈工大等副部级高校，去年国务院扶贫办进行定点扶贫工作调整，给我们下属单位又增加了4个定点县，实际上我们部有8个定点扶贫县。另一方面是片区扶贫工作，我们负责燕山—太行山片区的对口联系工作，我们自己俗称叫片长，我们这个片包括3个省的33个县，第三方面工作，是对口支援，包括援青、援藏、援疆、援赣，支持革命老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此外，还有行业扶贫，重点是网络覆盖和特色产业支持等。我们部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部长、一个副部长和一个党组成员挂帅成立了领导小组，成立了扶贫办，我们所有的直属单位和高校都是我们扶贫办的成员，扶贫办挂靠在规划司。我们扶贫办的同志都是兼职，我也兼工信部扶贫办的主任。
为推进定点、片区扶贫以及对口支援等扶贫工作，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任务很重，也有很多经验和想法。今天通过听了大家的发言，真心希望也拉大家尤其是企业、金融单位一起合作，共同推进扶贫事业。实际上我们也和很多企业有合作，比如我们和阿里巴巴、社科院联合给河北做过电子商务与扶贫开发培训，在阜平上线了第一家“淘宝特色中国.阜平馆”县级运营平台等。
为了推进扶贫脱贫，大家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国务院扶贫办，各部门、地方、企业，也有很多创新的做法，取得了很好成绩。我们调研到山东看了建档立卡的卡片，每到一户都看，我觉得我们扶贫领域的同志们真的不容易，想想7千多万人口，每个户一张表，每个卡按的手印，盖着图章来证明准确性，列了现在的收入和未来脱贫的计划，脱贫的时间、方式，看了很受感动。到一户人家去调研，家里只是几床被子，那真是赤贫。现场领导拍板组织募捐，支援贫困户过冬的被子，调研中有好多这样的具体事例，让人触动，让人振奋工作干劲，让人感动。
目前关于扶贫问题存在问题主要有：一是推进各项工作，包括好的经验做法也是应该有前提的。比如说网络扶贫，也不是说每一个村建都需要建一个网站，也不是建了网站就能解决贫困问题，还是应该因地制宜，有针对性，不能全都是一个模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统筹形成合力问题。比如在国家这个层面，我们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措施，各部委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措施，刚才几位专家也说到了，国家强调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落地。现在全社会都在积极参与扶贫，怎么把国家政策，结合各地实际落实好，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了促进工作，再提点建议。一是加强资金统筹。为开展扶贫工作，各个部门都有不少的项目、资金往下走，但是怎么形成合力，在不断改进，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每一次到村里去调研，老百姓说这个口的项目给几万、那个给几万，合在一起使用，有难度。如果改变某项目资金投向，可能会影响后续的项目资金到位。所以加强统筹，还应该从国家的层面统筹，加强顶层设计。二是加强项目统筹。大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都很到位，千方百计在政策、项目、资金上予以支持、倾斜。到地方上看，也是各渠道的项目都有，有发改委、扶贫办等部门支持的项目，也有对口帮扶、定点帮扶等地方、企业支持的项目。如果能加强项目的统筹支持，加强地方扶贫项目的统筹安排，上下左右一盘棋，相信项目投资的效果会更加显著。
还有一个建议，也是和我们密切相关，就是说这5年是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能不能出台一些短期、有针对性的政策，就承担扶贫任务的部门增加几个编制，临时编制，推进任务更好完成。现在各部门的扶贫工作都是兼职推进。大家各自工作也很重，我们近年最主要的任务是中国制造2025。我们很多扶贫的思路想法需要更多的人去推进落实，刚才大家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扶贫很重要，脱贫很重要，做扶贫工作的人也很重要。
张超：请发改委杨处长发言。
杨椠：我结合自身工作谈几点体会。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我委直接或间接承担了大量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牵头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易地扶贫搬迁是“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补齐扶贫开发这块短板、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最贫困人口贫困问题的标志性工程或者说是头号工程，同时也是“五个一批”精准扶贫路径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中央决定，“十三五”时期，我国需要对10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这是个什么概念？从国内看，我委从2001年开始组织实施易地搬迁工作，15年来，总共也才搬了680万人。从数量上看，未来5年的搬迁任务是前15年的1.47倍，这还没有算上同步搬迁人口，如果把这块人口再算上，大致是前15年累计搬迁人口的2倍以上，分解到年度，则是前15年年均搬迁量的5至6倍，这是从数量上讲的。
各地面临三个普遍性问题：一是时间紧。用5年时间完成1000多万人的搬迁任务是中央划定的底线。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多数省份计划用3年最多不超过4年的时间完成搬迁任务，个别省甚至提出用2年时间完成，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巩固提高搬迁成果，这也是扶贫脱贫工作的一般性规律，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二是资源少。安置资源有限是新一轮搬迁工作制约性最强、也是大家倍感头痛的问题。如，我国西南5省人多、山多、生态敏感，西北5省则普遍缺水、生态脆弱。也就意味着，可用于集中安置的土地资源稀缺、环境容量严苛，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搬迁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日益紧张，农民对拥有的承包地资源也更加珍视，土地调整难度不仅越来越大，而且用地成本也是逐年攀升。三是贫困深。经过近15年的搬迁，愿意搬和有能力搬的群众，绝大多数都已经搬出来了，剩余的这1000万人，要么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要么居住位置更加偏远、居住环境更加封闭恶劣。我们常说，易地搬迁不只是居住地的简单物理位移，实质上是小社会的搬迁，相比安置区水电路气房网等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而言，难度更大的还是产业重建、就业重置、社会重构、环境融入、生态修复等一系列后续工作，政策性强、关系复杂、协调难度大，关乎每个搬迁群众的切身利益乃至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都是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必须面对的新挑战、新压力。怎么办？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就是“干非常之事，有非常之策”。易地扶贫搬迁的非常之策，归纳起来就是要打好以下三路组合拳。
一是打好资金组合拳。就是在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基础上，引导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融资作用，通过多方发力，共同弥补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总量不足这块短板。中央政府方面，主要是大幅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工程实施难度和区域成本差异，对建档立卡搬迁户住房建设将采取差别化补助政策。地方政府方面，主要是由中央调整地方政府债务结构，明确各搬迁省份可共发行1000亿元地方政府债筹集资金，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注入项目资本金。此外，还可通过整合相关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等方式，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金融市场方面，一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发行专项建设债券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注入项目资本金，中央财政给予高比例贴息。去年底，我委已明确了500亿元易地扶贫搬迁专项建设基金分省规模，拟于近日协调两行一次性注入省级投融资主体；二是由两行结合实际，为各省提供易地扶贫搬迁长期贷款，中央财政也将给予高比例贴息。总体上看，实现建设资金渠道多元化，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作用，是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筹资难、筹资贵和资金总量不足等问题的重大创新。目前，各相关省（区、市）均成立了一家市场化运作的省级投融资主体。按照要求，这个投融资主体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业务与其他业务的物理隔离、封闭运行，确保各渠道资金专款专用、协调联动。
二是打好政策组合拳。就是要用改革创新精神，突破原有政策框框，制定出台支撑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顺利推进的政策措施。如，我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允许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将部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使用”。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流转使用范围从县域扩展到省域，就是一条突破性政策。近日，我委已经启动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编制工作。昨天，我委又会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召开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组成了由24个部门单位参加的规划编制工作组。实际上，这也是一套组合拳，就是部门协同组合拳，其中许多涉及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措施，将在这两个规划中得到进一步的实化细化。下一步，地方政府还将按照中央部署和规划要求，在土地调整变更、房屋产权登记、户口迁移、子女入学、转移就业、劳动力培训、社保医保、社会管理等方面，研究出台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三是打好落实组合拳。中央已经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就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在这个体制中，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抓监管、抓考核、抓落实。大家知道，在去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中西部各省市主要负责同志都与中央签了脱贫攻坚“军令状”。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共12条，明确了考核问责主要内容。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上，我们也将从制度建设上入手，建立健全相关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目前，我委正在着手制定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监督考核办法，实现对易地扶贫搬迁省份监督考核全覆盖；制定出台《易地扶贫搬迁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专项建设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和使用行为，确保资金安全、工程安全，让广大搬迁群众满意。
葛华：
去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五个一批”脱贫举措之一，明确了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五个一批的举措解决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把教育脱贫摆在了突出位置，专列一节作出具体部署。十二五期间，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扶贫工作的战略部署，聚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在教育扶贫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一是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期行动计划使贫困地区在园幼儿由491万人增加到633万人，三年增加142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67%，三年提高12个百分点，已提前实现65%的全国“十二五”规划目标。第二期行动计划正在实施中。二是实施全面改薄计划，力争用5年的时间，使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达标，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已安排补助资金640亿元，带动地方财政投入800多亿元，已竣工校舍面积6530万平方米。三是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491亿元，按照每生每天4元标准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全国超过1/3的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210万农村学生。四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生活费政策，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对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并给予每生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资助。这一政策已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实现了100%全覆盖。五是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自2012年起，在所有“211工程”学校和中央部属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面向贫困地区招生的专项计划，年度招生规模从1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5万人，覆盖所有832个贫困县。四年来，专项计划累计录取学生18.3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今年将安排专项计划6万人。六是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已有20多个省份开始实施，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受益面分别达到了94%和87%，已惠及573个县的94.9万名乡村教师，人均月补助标准300元。七是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贫困地区学校互联网接入比例达到85.8%，教学点全部实现设备配备、资源配送和教学应用“三到位”，贫困地区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八是开展直属高校定点扶贫，由44所科研实力最强、以理工科院校为主的直属高校承担4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定点扶贫任务。
下一步，教育扶贫将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重点，采取超常规举措，精确对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首先，我们将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库与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学生资助管理系统等教育数据库对接工作，摸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学龄人口的底数，做到可标识、可统计、可评估。在此基础上，主要从六个方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一是全面加强基础教育，大力拓展乡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快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探索建立省级统筹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水平。
二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结合实际，支持各地在贫困地区着力办好一批职业学校，发展壮大一批特殊优势专业，帮助贫困地区学生到东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使贫困地区每个适龄青少年都能学会一项实用技能、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三是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比例，为贫困地区孩子提供更多纵向流动机会。
四是提高困难学生资助水平，在进一步落实好已出台资助政策的基础上，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为寒门学子完成学业提供有力保障。
五是加强特殊困难儿童教育关爱，进一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全面落实政府责任，强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责任；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特殊教育资源，办好贫困地区特殊教育。
六是实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贫困家庭学生七个层面，构建全领域结对帮扶关系，全面覆盖贫困地区每所学校、每位教师、每名学生及每个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
党国英：我提几点大家没有提到的事情。我去年在甘肃去了解的情况，今年又到华北一个贫困县做过调研。
就甘肃县城的物价而言（一些县城的物价不比大城市低），按照人均生活必要的热量摄入算，恐怕一个人吃八块左右比较合适。按照市场价算比较合理。满足小康的标准，还要乘以2。你要避免贫困人口两个人出去只有一条裤子换着穿。这样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基本500块钱，一年6千块钱。我们现在的标准有的省3千块钱，有的省6千块钱。按现有标准，7千万的脱贫毫无疑问会完成，在政治压力之下，甚至可以提前完成。这是一个脱离“赤贫”的标准。
如果按照甘肃都要6千块钱的话，全国这样的人是多少？按统计局的数据推算，接近3个亿，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按照3个亿来说的话，未来我们的脱贫不能主要靠社保兜底，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需要改革脱贫，发展脱贫。
按照我所接触到研究资料，小额信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发挥作用。在孟加拉国基本不管用。中国小额信贷管用不管用？我观察室有的地方管用，有的地方不管用。我在山西某一各地方去看，那里小额信贷搞了很长，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变化。但有些地方有变化。馆陶是全国贫困县，河北邯郸的馆陶，通过农业专业化解决了脱贫问题。农民接受贷款用于生产，而不是生活。甘肃定西这几年变化也很大，一个技术让定西农业走了专业化的路。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不卷入社会分工体系的话，基本上贫困面貌改不了。
国际上流行RCT方法脱贫，微观上解决问题，但宏观上看效果不大，原因是穷人没有被卷入社会分工系统，或者说，现代社会分工系统没有建立起来。
馆陶的方法、定西的做法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启示。如果按7千万穷人算的话，用国家财政收入的5%，就解决兜底问题。但是是3个亿人脱贫进入小康社会，社保兜底就不够了，就必须依靠发展脱贫、改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