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为了妥善保管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抗日前线，成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叫“联和行”，由这家公司开设银行账号，办理仓储和运输的业务。公司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杨琳，杨琳（原名叫秦邦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原名叫秦邦宪）的弟弟。
杨琳8岁丧父，虽不是家中长子，但是自幼就懂事，主动承担起家中的重担，为母亲减轻压力。14岁时，杨琳为了供哥哥和妹妹读书，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不久还参加了无锡钱业职工会，并担任执行委员。这段经历对杨琳来说受益匪浅，通过钱业职工会，他认识了很多商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从商经营的基本技能。同时杨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进步人士，受到他们革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哥哥博古经常给他讲社会是如何的黑暗，政府是如何的无能，而他又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对中国老百姓的残暴欺凌。杨琳开始明白，自己放弃学业去从商，不仅是为了解决自己和家人的生计问题，更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于水火。
杨琳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杨琳参加了无锡农民的武装起义。结果遭到国民党无锡当局的残酷镇压，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搜捕，杨琳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上海杨琳去一家店铺当起了店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杨琳天资聪明，又细心好学，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并将店铺经营的非常红火。在无锡和上海的从商经历为杨琳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后来开展红色实业经济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1931年，杨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年后，等到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为了抗日募捐的方便，需要开公司做生意时，杨琳就成了当时办事处里最合适的经商人选。抗战期间，杨琳开办的公司“联和行”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领导下，不仅负责接收和转运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还负责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通讯器材等物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轰炸香港，在转移香港的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时，杨琳除了提供所有的车船费、食宿费等费用外，还亲自参与到营救转移工作当中。
杨琳领导的“联和行”公司在抗战期间艰难发展，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的那天。通过在档案馆查到的杨琳在1946年3月2日发给中央的汇报公司经营状况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抗战胜利后，杨琳经营的公司货物资产有1000万元，而且还是在当时货币没有贬值的情况下。电报中杨琳要求加大发展，再建一个“据点”，由此可以看出，杨琳经营的公司和商场，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
1946年8月，杨琳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日常事务负责人连贯收到周恩来的指示，要他们到上海接受工作安排。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屠杀地下党员了，内战一触即发，上海也笼罩在了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之中。
《突围》中的朱昌平
周恩来在周公馆约见了杨琳和连贯，杨琳和连贯则分别向周恩来汇报了香港的情况。对于当时的形势，周恩来的考虑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许多战略物资是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在抵抗外来侵略的大背景下，全世界的华人都能联合起来。但是如果打内战，必将使灾难深重的中国走向民不聊生的境地。如何才能避免内战？如果不能避免必须要打，那么我党我军的经济支柱在哪里？粮食、被服、武器从哪里来？
考虑到最后，周恩来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力更生。于是他对杨琳和连贯说，蒋介石已经完全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国民党迟早要赶走大家，所以还要艰苦奋斗几年。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将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以及我党内的一些干部，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让杨琳和连贯安排好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等将来形势好转，需要这些人回来时再派人与他们联系。
一天晚上，周恩来又分别与杨琳和连贯谈话，给他们布置了不同的任务。
杨琳的任务是：
1.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
2.完成财政任务；
3.培养对外贸易干部。
周恩来还安排说，最近会有一批干部去香港，上海和南京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干部，一批回延安，一批去香港，身份没有暴露的干部可以帮助杨琳管理公司，其余人，杨琳需要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职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务必隐蔽下来。
连贯的任务是：把滞留上海和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今后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
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或“港工委”）成立，成员包括书记章汉夫，分管宣传工作；副书记连贯，分管华侨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冯乃超；经济工作许涤新；外事工作龚澎；香港新华分社社长乔冠华。
接受任务后，杨琳和连贯同船回到香港。
1946年秋，以上干部陆续抵达香港。早在30年代初期杨琳就认识章汉夫，是杨琳护送章汉夫从上海去的瑞金。他们这些人虽然彼此认识，但是实际上都是单线联系，没有特殊情况，彼此之间很少来往。
1946年，在香港党中央领导的三个系统先后形成，它们分别是：
1.以杨琳为核心的商贸系统；
2.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情报系统；
3.以“港工委”章汉夫、连贯为核心的地下党系统。
杨琳在回到香港后，就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在香港德辅道中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了一个写字间，门上写着：联和进出口公司。
1946年内战爆发后，在解放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杨琳领导的联合进出口公司部分地承担起了另外两个系统的经费需求。
以杨琳以前在白区工作的经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危急时刻减少损失，他始终坚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所以他又注册了“天隆行”，并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分行，用香港与广州两地的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
杨琳将家人从湛江接回广州，在广州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前妻王静雅成为广州天隆行的一名员工。王静雅为人开明通达，当她得知杨琳与黄美娴已经有了孩子后，就主动与杨琳解除了婚约。但是没有离开秦家，而是留下来继续照顾杨琳的母亲和孩子。
《突围》中的谢英子
杨琳和黄美娴则住在香港，黄美娴担任联和进出口公司的会计。黄美娴在香港有一套别墅，位于九龙秀竹园6号，那是她父亲为她和弟弟建造的。杨琳和黄美娴就住在这里，看上去很阔气，便于隐藏身份，也便于做生意。别墅很大，他们租出去了一部分，用于补贴房租和家用。
当时杨琳公司的生意主要是轮胎和桐油等，而黄美娴的英语很好，在撤退香港以前，杨琳和黄美娴就与美国银行、比利时银行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而且有良好的信誉，所以借贷、担保以及兑换货币等，都比较方便。
为了做生意，杨琳曾通过银行抵押黄美娴的别墅，拿出几十万港币做周转资金。另外，杨琳还依靠香港可靠的商人做生意。比如潘汉年的岳父董仲伟在1941年至1948年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第十五届会长期间，杨琳就曾向他借款十万港币，用于一笔生意周转。生意最后很成功，但是等到还钱的时候，恰逢港币贬值，董仲伟当时也没提任何要求。因为按照我党的纪律，借十万只能还十万，在账目上是不可以错的。
杨琳领导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作为党中央直属的海外经济机构，在香港和广州一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38年到1947年，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虽然发展不快，但是在香港信誉良好，被交易行的一些商人所承认。杨琳还建立了一些生意关系，比如上海帮纱厂的吴老板，做无线电生意的尹老板，比利时设在香港的华比银行经理邓文钊等。
当时杨琳在上海周公馆接受完周恩来的任务安排回到香港时，他领导的联合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只有杨琳自己一个人，员工是包括他的妻子黄美娴和若干香港当地的实习生。周恩来知道杨琳的这个情况，所以在杨琳走后还一直在考虑如何发展我党领导的这个海外经济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得尽快想办法派一些人去香港帮助杨琳。
最先去香港与杨琳汇合的是袁超俊、钟可玉夫妇，袁超俊与杨琳早就相识，国共谈判破裂后，袁超俊受周恩来派遣，到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工作。袁超俊夫妇是1947年4月20日到达的香港，成为杨琳的新搭档，后来，袁超俊更是成为公司副经理、第一任支部书记。
钱之光
之后是刘恕、鲁映夫妇，他们是1947年9月到的香港，成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的新成员。实际上最先去的应该是钱之光，按照周恩来的安排，钱之光在延安成立了一个赴港小分队去香港支援杨琳，刘恕、鲁映也是赴港小分队成员。
按计划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是从陕西过黄河，到山西，再到河北，最后到达山东烟台，然后出海去香港。结果这条路非常艰辛，他们不但走了三个月，而且到达烟台后因为国民党的封锁无法出海，不但去不了香港，连上海都去不了。考虑到赴港小分队人多目标大，钱之光就让刘恕、鲁映夫妇假扮商人先去香港，刘恕、鲁映夫妇俩乘小渔船经过十几天才到达的香港。
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烟台，钱之光带领剩下的人员离开烟台去了威海，他们计划绕道大连，再去香港。到了大连后钱之光与东北局的几位领导陈云、李富春等取得了联系。经过与李富春交谈，钱之光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留在大连，组织货源，打通东北和香港的贸易通道，把东北局的物资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购买战争和生产物资。
钱之光将自己的想法请示中央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准，钱之光等人就在大连留了下来，他租了一套房大家住下，就算建成了一个临时的“大连站”，作为香港联合进出口公司的一个站点。他们开始筹集出口物资，并经过商量给“大连站”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贸易公司。当时东北还没解放，大连也还是由苏联人管理，所以中华贸易公司对外不挂牌，就只办理进出口商品的报关和保险。
在东北局的帮助下，钱之光在大连建立了一个电台。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香港为杨琳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也设一部电台。
港工委的肖贤法与袁超俊早就认识，他打电话到联和进出口公司，约袁超俊见面。肖贤法对袁超俊说，周恩来电告中共南方局方方，为了加强与解放区的电讯联系，在香港增设一部秘密电台，设在联和进出口公司，由袁超俊管理。
李富春
肖贤法是电讯方面的专家，参加过长征，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电台负责人，1946年秋从南京撤退到香港，是港工委负责人之一。肖贤法与袁超俊在先施公司门口见面，他带来了报务员“小李”，并把一部小型发报机交给了袁超俊，但是没有收报机。按照肖贤法的主意，袁超俊用500元港币买了一台全波段的收音机，进行改装，加了一个线圈，便成了收报机。
为了架设电台，袁超俊把家从九龙白加士街搬到了香港跑马地东边的礼顿山道，租了一幢二层小楼，袁超俊一家住前间，报务员小李和妻子、孩子住后间。
刘恕和妻子鲁映在杨琳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搬到了铜锣湾希云街27号。
至此，在香港联合进出口公司挂牌营业，在广州有天隆行，在大连有大连站（中华贸易公司），联和进出口公司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起来。从此，香港与广州，香港与大连，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了。这三家公司虽分属三家，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有了电台，杨琳与中央、与大连建立起了直接联系。杨琳无限感慨，他预感到，更重要的使命即将落到全体联合进出口公司同仁的肩上。
1947年，联和进出口公司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活动。
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陈云、肖劲光等在南满领导了“四保临江”战役，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陈云回哈尔滨主持东北局财经工作。东北有可供出口的粮食，但是缺少工业设备和生产原料，因此陈云回到哈尔滨后提出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通过东北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设想。
陈云
陈云与杨琳是老朋友，从1930年开始，他们共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困苦，又一起去苏联学习，抗战八年，他们在战火中共同成长。要通过东北打通对外贸易，陈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派人去香港？如何打通海上通道？陈云写信给杨琳，请他购买进步影片。这是一次试探性的采购活动，这次采购的成功使得陈云和杨琳都有了信心。正当他们设想如何进一步开展东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时，钱之光带领着赴港小分队来到了大连建立了大连站，由此联和进出口公司的领导集体形成。
在延安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在东北局的支持下，钱之光和杨琳率领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大连和香港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贸易活动。
为了打通东北至香港的贸易通道，钱之光派王华生去朝鲜平壤，通过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的全权代表朱理治与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取得了联系，租到了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这两艘轮船的载重量都是3000吨左右，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海船了。
东北盛产大豆（黄豆），1947年的可输出量为200万吨。用3000吨的船运输，可装600多船，这还不算其他的土特产。11月初，在陈云的关心下，通过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这批粮食和土特产从哈尔滨经火车运往朝鲜西北部的罗津港，然后装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轮船从罗津到香港，从装船到卸船，再装货回来，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600多船，这是多么大的运输量啊！东北局与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的贸易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第一次运输，钱之光派王华生随船押运，同行的还有俄语翻译陈兴华，新四军原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等六人。沈其震1938年就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起了良好关系。一行人中只有他熟悉香港，也认识杨琳。
王华生等人经过一周的航行到达香港。这是联和进出口公司第一次接到解放区运来的货物，杨琳、袁超俊和刘恕十分兴奋。他们随王华生上了阿尔丹号轮船，在船长室王华生从放海图的柜子里拎出一只很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几件特制的马甲背心，鼓鼓囊囊的。王华生说缝在里面的全是金条。
《突围》里李乔治与朱昌平
随后他们四人穿上这些马甲，下船乘小汽艇上岸，然后去汇丰银行。杨琳早在汇丰银行地下保险库租了一个保险箱，管库人打开厚重的电动大铁门让他们进去，杨琳带着他们走向保险箱。管库人用他的钥匙打开保险箱的一道锁后退出，杨琳用他的钥匙打开保险箱的又一道锁，保险箱门这才打开。他们每个人从身上脱下背心，把黄金取出放进保险箱中。杨琳把保险箱锁上，银行管库人进来加锁，然后大家一道出库，
王华生带来了新的电台密码，据袁超俊回忆，当晚联和进出口公司就用新的电台密码发报，向钱之光报告货轮平安抵达香港的消息，同时电告延安的朱德和周恩来，报告东北与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与此同时，杨琳雇来装卸工，把阿尔丹号货轮上的货物卸下来。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香港公开出售东北产品，东北大豆和土特产很受欢迎，很快就卖完了。
王华生带来的黄金都是烟台钤记，形状像金元宝，这是解放区的黄金，在香港不能公开流通，要熔铸成香港金条才好用。中共华东财委有一个叫张尔华的人，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开有一个宝生银号，有黄金经营权。袁超俊在上海时就认识他，袁超俊同他联系好后，分批提着这些烟台的“小黄鱼”，请他熔铸成香港金条，然后将金条出售换成美钞、港币，用于采购解放区所需物资。
卖货所得资金，加上出售黄金，杨琳、袁超俊、刘恕等和员工一起用这笔钱开始购买东北局所需物资：药品、真空管、卷筒新闻纸、造纸滤网、还有恢复生产所需的棉纱、铁钉、汽车零件、纺织机械、油漆等用品。等装足了阿尔丹号的吨位，轮船起航返回。
由于销售东北粮食，联和进出口公司门庭若市，看货、谈价钱的商人络绎不绝。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杨琳提出，租一个大一点的写字间，以便于对外谈业务。
1947年12月圣诞节，公司员工及家属举办了一次聚餐，大家欢聚一堂。
看到公司的发展，杨琳无限感慨。他说：“‘联和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杨琳刚到香港时给自己取名杨廉安），在无锡话里，这两个词谐音。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杨琳、袁超俊、刘恕等人在一起商量起名字的事情，据袁超俊回忆，在讨论改名字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起了好几个名字，有人建议叫“德润”，“德”取自朱德的名字，因为当时朱德总司令分管联和进出口公司，“润”取自毛泽东的“润之”。后来据杨尚昆同志回忆，朱德在接到电报后说：“不行，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排在主席前面呢？”
华润公司
后来再讨论时，杨琳提议改为“华润”，杨琳说，“华”代表“中华”，“润”是毛主席的字，还代表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于是“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华润”的英文译名为“China Resoueces”，由公司会计黄美娴翻译。
从此，沿用了10年的“联和行”、“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启用“华润”这个名字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批准。
香港与东北局之间的第一次远航贸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外贸进出口工作开始转变为公开的商业活动，从以采购为主转变为销售和采购并重，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出口和进口并重，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此后，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两艘货轮不断往返于香港与朝鲜罗津、香港与大连之间，运出东北产品，运回东北所需物资。在这样的贸易活动中，香港华润公司得以迅速壮大，人员在不断增加，营业额在不断增长，其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随着销售和采购范围的扩大，“华润”的名字已经走出香港，走向东南亚，走向英国和美国，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