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基于最朴素的攀比心理，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各地民众，都想把自己的城市放到更高的位置去。
文｜归玉
你家到底是几线城市？二线、三线和近年涌现的新一线城市到底怎样划分？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处于崛起状态，五花八门的排行榜越来越让人感到困惑。除了北上广深几个铁打的一线，其他地方的居民恐怕说不好自己的家乡到底算什么。
排名是人的天性，上到GDP，下到怕老婆，一些人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排一次名。
城市排行到底以什么为准？近几年最流行的「新一线」排行榜到底靠不靠谱？这一切，得先从「城市分级」的起源说起。
谁发明了一二三四线
类似一线、二线城市的说法，在欧美区域规划、城市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中早有出现。所谓一线，是指伦敦、巴黎这样的地区中心大城市，而二线则主要指规模较小，但经济活力可比肩一线城市的次级城市，用词并不统一，可以是secondary city，也可以是second-tier city。
不过，中国人日常所说的一线、二线、三线，和这些外来的概念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它最初是一个帮助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决策的市场调研工具。
故事得从1988年说起。
当年，美国快消巨头宝洁（P&G）进入中国，在广州设厂。对于快消行业，市场调查必不可少，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市调公司。于是，宝洁市场研究部承担起了手把手教中国人市场调查的任务。
于是同年，宝洁联合广州社科院下的软科学研究所，促成了中国第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广州市场研究公司的成立。其业务超过90%来自宝洁，员工也接受了宝洁的系统培训。
广州市场研究公司的部分员工，后来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市场研究公司——华南市场研究公司（SCMR），并在1997年与世界最大的市场研究企业——国际市场研究集团（RI）合资，组建了华南国际市场研究公司，为外企提供服务。
华南国际随后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占市场份额最多的专项市场研究企业。而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概念，最初也是由他们发明的。
在我们熟悉的城市分级概念出现前，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城市分类只有两种：一种是按行政等级分为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另一种是按人口分为超大城市（200万以上）、特大城市（100万以上）、大城市（50万以上）、中等城市（20万以上）、小城市（20万以下）。
在当时的市场调研领域，通常是用一些重要的商业指标，例如GDP、零售额等来划分不同级别的市场。
但这些划分法都各有缺陷，可能导致市场机会流失。例如，如果只看人均GDP，当时的云南玉溪甚至高过北京，因为它是全国最大的烟草生产基地。而珠海的人均零售额很高，但是人口较少，因而不被注意。
为了满足外企市场调查的需求，更广泛的覆盖到各线城市，华南国际在1999年提出了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划分。这套划分采用了10个与城市发展高度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今天看来，除了略显过时的电话拥有率、人均邮政/电讯消费，其他指标仍算得上严谨。
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他们划分了17个一线城市、50个二线城市、197个三线城市和369个四线城市，随后又将每一级别的城市加以细化，例如把一线城市划分为最大都市、中心城市和大型省会城市。
这种城市分级的概念被提出后，很快被各种市场调研报告广泛采用，范围也很快从快消突破到数码产品、酒店业、餐饮业。但直至这时，这种划分更多的还只存在于市场研究或商业领域，并不为大众所知。
他们的划分结果也与今天人们的朴素认知存在不小的差异。例如在一线城市中包括沈阳、昆明，而深圳、淄博同被分在二线城市。
这种差异其实很好理解。事实上，今天人们所谓的一二三线城市，只是用了这个市场调研企业发明的外壳。大众对他们的具体认知，则基本是由2000年代开始的房地产热决定的。
房产热与城市分级
1999年，房地产狂潮被掀起，并在随后二十年里席卷全国。
城市等级有效地帮助房产商划分了投资地域，而随着房价飙涨，房产商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义和分类被媒体广泛报道，一二三四线城市就此逐渐变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概念。
2000年代，在人口迁移、平均收入与土地供需等多个因素的作用下，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是全国房产市场规模最大的地区，其房价也最早与其他地区拉开差距。将四城称为「一线」的习惯也逐步传开，当时的称呼还是「京沪穗圳」。
不过这一时期，城市分级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没有统一标准的状态。
除了北上广深之外，谁算二线，谁算三线，更多是由不同地产商自行定义的。即便不考虑具体企业的经营偏好，其评价标准也高度倾向于房地产业，如城市常驻人口、人均收入、城区建成面积、商品房交易面积和均价等。
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对当时的城市分级有如下概括，基本反映了直至今天人们的朴素认知：
房地产业内通常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城市划分为一线城市，因为这四个城市在房地产行业所占份额将近70%；重庆、天津和一些发达的省会城市，比如成都、杭州、沈阳等城市，再加上沿海开放城市，比如青岛、大连、厦门等被划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比如洛阳、无锡、黄石、哈尔滨、银川等；最后将县级市和县城都统称为四线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官方仍只从人口方面对城市规模进行过划分。但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北上广深同样被列入第一层级，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不管民间还是官方，北上广深是中国一线城市的地位已被坐实。
既然没有统一划分标准，当然也就有例外。
例如2016年，香港《南华早报》以人口规模、GDP和行政等级作为城市划分的标志，最终得出5个一线城市，30个二线城市，138个三线城市和480个四线城市的结论。
这次划分的标准更强调政治影响力，因此四个直辖市和广州都被划为一线城市，而深圳反而被划入二线城市。
来源：https://multimedia.scmp.com/2016/cities/
就在北上广深房价突飞猛进的同时，大城市病愈演愈烈，大量「漂流者」们发现他们享受到的城市红利越来越少，甚至连房租都快支付不起了。2009年，一部《蜗居》更让人房关系成为关注焦点，「逃离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余生」一度成为流行语。
不过，无论对那些乐于逃离北上广的社畜，还是乐于接收青年劳动力的地方主官，「二线城市」都实在不好听，总感觉自己是二流；更何况新型产业的发展和转移，也使许多城市突破了原有二线城市的定位。
人们需要一份全新的城市榜单来指导未来。
真有那么多「新一线」吗？
2013年12月，上海财经媒体《第一财经周刊》依据知名企业对城市的关注度，调研了中国400个城市，挑选了15个出色的二线城市命名为「新一线」。该榜单一问世就广受关注，其热度一度突破了传统的一二三四线城市分级。
在第一财经之后，多个机构纷纷效仿。「新一线」成为时髦词汇。第一财经也在2015年正式成立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将新一线城市进行更为商业化的排行，同时为感兴趣的咨询客户提供数据分析。
问题在于，这些城市排行榜到底有多可信，新一线到底「新」在了哪？
正如房产商定义的一二三线城市标准，这些「新一线」排行榜选取的指标也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以政务舆情监测中心的「新一线」排行榜为例，其定义招商引资活跃度的唯一指标是地方一把手商务会见的次数。问题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甚至经济环境不佳才越有政府牵头招商的动力。结果在这份排名里，贵阳、沈阳、济南远高于杭州。
即便在最客观的指标「城市枢纽性」里，所评估的对象居然忽视了对于工商业十分重要的水运。
抛去所选的指标不说，每年都会变的「新一线」也令人生疑。
一个企业或政策落地，起码要一年时间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商业氛围的打造也同样如此，想要在短时间内产生格局性的改变几乎难以想象。但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榜单中，「新一线」城市每年都有变化，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有关城市分级的评选却一直在继续。这个概念隐藏着等级制、鄙视链，基于最朴素的攀比心理，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各地民众，都想把自己的城市放到更高的位置。
随着新闻媒体和官方宣传都开始使用「新一线」的概念来凸显本地的优势地位，这些排名变得越来越像是各地宣传口的公关大战。
另一方面，将诸如成都、杭州、南京、武汉、重庆这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被广泛认可的城市拔出「二线」列入「新一线」，无论就城市定位，还是指导个人前途发展而言，也确有其合理性。
2017年起，诸多新一线、二线城市先后掀起「抢人」大战。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大学生求职指南》称，新一线城市成为2019年应届毕业生期望就业地比例最高的地方，占比为44.18%。
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靠宏观排名指导个人生活毕竟不那么靠谱，最终决定去留的只能是个体的感受。而只靠「新一线」名头加持以提高城市知名度、吸引力，更是镜花水月。
2019年5月，第一财经发布了截至目前最新的一份「新一线」榜单，昆明首次被列入其中。然而，榜单虽然推动了「昆明」的曝光，却不再像以前一样引起巨大波澜，也很难说对昆明有多大助益。
不管在哪生活工作，总归还是个人的经验最能说服自己。见得多了的人们，对这些排行榜早已不复之前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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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你家到底是几线城市｜大象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