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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开始有数据监测以来的情况看，中国人的平均每晚睡眠时长差不多降了1个小时，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现象。刷短视频或玩手机游戏，已经不止是年轻人的专利，中老年人也会刷短视频刷得停不下来，手机成了睡眠拖延的主角。
记者 | 宋馥李
图源 | 图虫创意
逛吃！逛吃！
逛累了吗？
累了就睡吧。
将人活着的一日唤作逛吃的一天，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生活嘛，归总三件事：逛、吃、睡。
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早出晚归、一日三餐——逛和吃的一天——你也可以认为那是四处奔波、糊口或揾食的一天。
2019年以来，政研院连续推出了六期逛吃指数，我们将其指向中国人消费行为描述，从这种差异中，看到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面相。我们叫它作SAE（stroling and eating）逛吃指数，用以反映的不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和经济活动的流变。
这一次，我们想去观察中国人的睡眠。
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每晚约8个小时)都花在睡眠上，国际社会公认的3大健康标准，包括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可见，睡觉和吃饭一样重要，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
但当代中国人的平均每晚睡眠时长，早已不足1/3，不睡觉的中国人，有忙不完的事情，睡不着觉或不睡觉，早已成了一场全民的“社会病”，且看不到疗愈的迹象。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将熬夜定义为与高温油炸食品一样的2A类致癌因素，抑郁情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手机成瘾等内外部因素，都会影响人的睡眠。
但对于熬夜的人来说，道理通常都懂，熬夜依然故我。
以往，我们难以有可信可读的数据，来描绘睡眠这件事，但主观和问候式地描述，几乎是我们的日常。“睡得好吗”和曾经的“吃了吗”成为了打招呼用语，在互联网将人们紧紧网罗的今天，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描摹了。
为此，我们拜访了长期研究睡眠的中国社科院专家王俊秀，请教了睡眠诊疗的医生郭兮恒，并与大数据公司每日互动合作，试图勾勒一幅中国人的睡眠画像。
于是发现，睡觉这件事看似很个人，内里其实是一个事关人情人性、世情世相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谁睡不着谁知道
俗语里说，一个人“钱够花，觉够睡”，就是生活安康的表征，如果一个人“睡不了一个好觉”，那要么是有病缠身，要么是因“愁事压身，心绪不宁”而难以入眠。
遥想中国传统文人，有多少诗赋，是在愁肠万结的深夜完成的。那些睡不着觉的诗人骚客们，在孤灯烛影之下，赋出了海量的诗篇，这样的诗文俯拾即是，比如《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个愁字，映照全篇。羁旅中的诗人张继，空中的啼乌、对面的渔火、寺里的钟声，都扰得他心神不宁。
当然，有时睡不着不是因为愁，当幸福的烦恼萦绕心间，就有了《诗经·关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不管怎么说，睡不着是很苦的，谁睡不着谁知道。
从个体角度看，睡眠不足会削弱免疫系统，导致患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概率增加。正常情况下，还会导致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极易烦躁，进而影响工作和学习效率。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来讲，睡眠疾病有100来种。睡眠障碍除了影响孩子的成长发育，还对人的免疫功能、生殖繁殖、老年痴呆、疾病恢复，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怎么评价自己的睡眠质量呢？主要有两种手段。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郭兮恒是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呼吸障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中国最早开展睡眠呼吸疾病诊治的专业医生之一。
郭兮恒的办法，首先是主观评价，即自己对睡眠是否满意，“满意”的概念不好量化，却是第一要素，到医院挂睡眠呼吸障碍门诊看病的，一般都是主观上对睡眠不满意的人。
另一种当然是客观评价，需要做一些专业的睡眠监测，通过脑电图、眼动图、肌电图等图像来观察睡眠。通过这些睡眠监测仪器，会非常明确地看到人何时入睡、何时进入深睡眠、何时做梦、梦了几次……这些都可以精确到秒，非常具体、客观地评价睡眠。
什么人需要做睡眠监测呢？通常还是那些对睡眠质量不满意的人，在其出现睡眠障碍时，通过一些手段来客观评价，判断属于哪一类睡眠障碍。在睡眠障碍诊疗中，也有一些主观评价的量表，里面有几十个或上百个问题，但这种方法并不实用，回答起来太费时。
郭兮恒认为，自我评价睡眠质量最简单的方式，就只要回答如下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睡眠时机，即“什么时候睡觉”。晚间22时一般是最佳睡眠时期，但当代人都睡得晚，留个余地的话，可以是晚间11时入睡。睡眠时机过早和过晚，都不是健康的睡眠。
第二个问题是睡眠持续时间。每个人的所需的睡眠时长因人而异，很难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有的人需要6.5小时，有的人需要7.5小时，有的人可能需要9.5小时，但正常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是7～8个小时，只有少部分人是属于短睡型或长睡型。如果少数人睡眠质量高，睡5～6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那也没问题。一般情况下，睡眠时间过短或过长，出现睡眠障碍的概率就大。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确实能遇到一类体质超常的人，睡眠时间很短，却保有旺盛的精力。例如，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就曾在直播节目中谈起他的“四小时睡眠法”，他也曾公开建议大家少睡：睡6个小时最好，4个小时就是完美。
那睡6个小时行不行呢？按照郭兮恒的看法，这个大多数人无法学习照搬，这是少数人拥有的天赋异禀。
第三个问题是睡醒后的感受。如果你的睡眠有足够的深睡眠和做梦的睡眠，白天的状态就会好，反应敏捷、记忆力好、情绪也很好。当你的睡眠出问题，精神状态就会萎靡不振、困倦乏力，很多生理行为难以完成。
这3个简单的问题，是郭兮恒从事40多年睡眠诊疗工作的经验。每个人都可以据此判定自己的“睡眠质量”是好是坏，如果不能矫正，就应该找医生帮你分析和解决问题。
睡眠质量，被定义为个人对睡眠体验的整体满意度，其主要组成部分是睡眠量、睡眠连续性和醒来时恢复活力的感觉。正如郭兮恒所说，这首先是个主观判断。因睡眠障碍而到医院看病的，首先是主观上对睡眠不满意的人。
失眠是最常见的一种睡眠障碍，但它常常跟目前一些更流行的问题相混淆。如果你躺在床上，有睡眠的愿望，有睡眠的条件，也处于睡眠的时机，各种条件都具备了却睡不着，这才是失眠。
但很多人并非如此，虽然上床了，但睡眠愿望不强烈，在该睡觉的时机玩儿手机，这并不是失眠，这叫睡眠剥夺。很多年轻人采用睡眠剥夺的方式来干扰睡眠，这势必造成睡眠节律的紊乱，有很大几率发展为睡眠障碍。
人体对睡眠有一定的调节能力，越年轻，调节能力越强，随着年龄增长，调节能力逐步衰减，所以年龄大的人更容易失眠。有的年轻人睡眠特别不规律，感觉生活也没什么大问题，这是调节能力强的缘故，但这不意味着他以后不会受到失眠的困扰。
目前，世界上通用的睡眠质量评价方法是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这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Buysse博士等人于1989年编制的。该量表适用于睡眠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评价睡眠质量，同时也适用于一般人睡眠质量的评估。
这是一个基于自我评价的调查，也是一个全球都在用的专业诊断方法，基本上是用在心理精神门诊上，都是主观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睡眠”。由他主编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已经连续出版多年。而相应的调查，也已积累了10多年，正是基于这项调查，我们能够对睡眠这件事，做一个整体性地描述了。
2021年和2022年匹兹堡睡眠质量评价及其各维度的对比分析
由上图可知，匹兹堡睡眠质量评价分值在1～4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好。对比《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1年和2022年两个年份的睡眠质量评价，会发现2022年受访者的匹兹堡睡眠质量评价平均分为3.47分，高于2021年的3.29分，表明这一年的总体睡眠质量较上一年有所上升。
但是，受访者的主观睡眠质量平均分为1.07分，较2021年有所下降，表明人们对睡眠质量的主观评价却是降低的，这是一个有趣而且反差的现象。
这个调查或许可以这样解释，2022年相比2021年，受访者们客观上“睡得好了一些”，但受访者对睡眠的主观感受却是下降的，受访者们“认为自己睡得更差了”。
这种反差也启示我们，睡眠质量虽然是客观可监测的，却又蕴含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具有强烈的主观心理色彩。
睡眠是个社会问题
一个人总认为自己睡得不好，在造成睡眠障碍的疾病因素之外，一定有其心理归因。在无数个体组成的社会人群之上，人们对睡眠状况的整体感受，需要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寻求答案了。
换句话说，如果社会的整体睡眠质量人均都在下降，那我们的社会提供的睡眠大环境应该是出了问题，需要进行及时的检视。
那么，有没有关于“睡得好不好”这个社会心理进行评测的方法呢？有！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
王俊秀 张衍 张跃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3月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基于2022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而展开，这一调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2022年7～11月组织实施，在全国30个省进行分层抽样和PPS概率抽样，抽取145个县（市、区）的314个城镇社区，对其中居住6个月以上、18～70周岁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中有一个单选题测量受访者的睡眠时长，即“过去一个月，您每晚实际睡眠的时间有多少？”受访者须在24小时内回答。根据调查，2022年，受访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为7.40小时，47.55%的受访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17.79%的受访者不足7小时。
我们能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受访的中国人总体上睡得短。
这个状况并不意外，王俊秀的研究团队在对从2010～2018年中国人的睡眠状况进行的追踪分析发现，中国人的睡眠时长逐年缩短，睡眠质量不断下降，其中缩短的幅度还不小，平均睡眠时长为7.06小时，处于世界睡眠协会建议的“成人每日平均睡眠时间要达到7～8小时”的下限。
从2010年开始有数据监测以来的情况看，中国人的平均每晚睡眠时长差不多降了1个小时，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现象。
当然，睡眠时长下降，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同时期，世界各国也存在相同的现象。
而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睡眠时长其实一直在下降。如果追溯到史前社会，人类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娱乐的选择，睡觉时长大多数是能保证的。
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后，人类睡眠时长逐年下降——这或许代表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丰富——能在夜晚展开的工作、娱乐、社交活动越来越多，因此睡眠时间被挤占，睡眠时长持续下降，而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不因文明的不同而有差别。
但是，人类是睡眠时长是否会持续降下去？直观判断来说，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于碳基生物性的人来说，睡眠终究要保持一个合理时长。如果真的有一天，人类进化到了硅基生命，永远不需要睡眠，或许人类也不再是人了。
经济学家管清友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一个概念：生产力的秘密就是“劳动时间与睡眠时间的平衡”，即“劳睡平衡”，找到这个黄金平衡点，并且提升深度睡眠效率，会为一个国家及其社会的文明健康带来重要驱动力。
在管清友眼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增强生产力的秘密武器，那就是提升睡眠质量。达到黄金劳睡平衡点，是衡量社会进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更强大的生产力、更健康的社会结构，都和优质的睡眠息息相关。
中国社科院曾联合床垫品牌喜临门因此发布了一个指标——劳睡比：
劳睡比＝有效睡眠时长/工作时长
如果一个国家平均工作时间过长，睡眠时间过短，则是以牺牲生活质量换取经济增长；反之，若睡眠时间过长，而工作时间过短，则表明社会创造力在衰退。
两种结果，都不是理想社会的睡眠指标。真正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应该达到“干得好、睡得好”状态。人们既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长，也要保证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当一个国家劳睡比趋于黄金值，即实现了“劳睡平衡”的高水平状态，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向往才没有缺憾。
不过，在《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中，就2022年这一年的数据显示，受访者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长虽然比2021年明显增加，但最短与最长的睡眠时长的差距却在变大，不均衡性提升了。
王俊秀据此分析认为，2022年或许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大家居家时间很长，少了通勤时间，客观上睡眠时长增加了。此外，由于中小学的减负，一些学生的睡眠时间也相应增加了。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推测，减负之后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长是否真正增加，尚无切实的调查数据支撑，就好像是否真的“减负”，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王俊秀也认为，202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应该不足以改变自2010年有调查数据以来中国人睡眠时长整体缩短、睡眠质量整体下降的状况。而要探查这一趋势的成因，需要深入到更深层次的社会肌理中。
倒U字型，不平等的睡眠
王俊秀的研究团队的另一项调查，触及了睡眠的不平等。
睡眠的时长以及主观评价的睡眠质量，都是来自其团队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按照人口普查的社区分布、入户率进行抽样，以此保证调查的科学性。而这项调查数据经过分析后，呈现一个明显的结果：收入和睡眠质量的关系，呈现倒U字形的关系。
在这个倒U字型曲线中，我们能够描摹出这样一幅睡眠时长的众生相：处在曲线两头的人，睡眠质量都还可以，睡眠时长可以保障；而处于中间的人，睡眠质量是很差的。
这条曲线看来一目了然：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没有工作或者工作简单轻松，睡眠时间能够保证。在倒U字型的另一端，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睡眠时长明显增长，这一部分人或许已经再没有KPI的工作了，他们真的进入了“钱够花觉够睡”的人生巅峰。
那么曲线的中段，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睡眠时长是最短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城市的上班族，他们一般通勤时间很长，加班频率很高，这往往要挤占睡眠时间。
较为典型的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快捷的工作节奏和严格的KPI之下，他们是最缺乏睡眠的重点人群，他们的睡眠时长和质量，常常是和自身的业绩挂钩的，紧张的业绩考核压力，几乎一定会影响睡眠。
当然，一些蓝领工人的睡眠时间往往也不够，在王俊秀团队的调查中，比如一些工厂的生产线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基本上除去吃饭就是睡觉时间，形成了直接的睡眠剥夺。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在此列，他们往往背负较重的工作压力，有时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简直是奢望，这类人常常属于工作狂人，频繁地剥夺自己的睡眠时间。
不同家庭月收入受访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长
如图所示，家庭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的受访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长最短（6.96），近6成的受访者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随着家庭月收入增至8000～10000元，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增加（7.53）；而对于家庭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受访者，其每晚平均睡眠时长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缩短；月收入达到20000以上，睡眠时长并没有改善，但睡眠质量自评却逐渐变好。
倒U字型的睡眠时长分布，正应合了我们的一句老话：所谓生活的幸福感，大约就是有钱有闲。根据这项调查，过去10多年，中国有相当一批人没钱、却很闲，能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或许也是一种可接受的状态，只要平衡好心态。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躺平心态，或许缘于对“有钱”与“有闲”的取舍。在价值观多元的现代社会，选择一种并不追求“有钱”却睡眠足够的生活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
中国曾经存在的地域差异和二元城乡差异下，很多地方虽然是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那里往往是没什么钱却很有闲、很悠闲的一种生活状态。
不过，当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陷入到了没钱、困窘，却并不闲的状态，就很值得警惕了。在这种状态中，大家仍然付出了睡眠的时间，经济收入没有那么好，很多人没有休闲时间，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
而根据王俊秀的观察，这种情况似乎在增加。在其调查问卷中，这样的社会情绪常常会展现出来。
当代年轻人。朱宪民/摄
近期，我也采访了纪实摄影家朱宪民先生，在他长达60年的摄影生涯中，他曾经长时间将镜头对准黄河流域、珠三角的打工人，近些年则对准了城市里的年轻人，他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当代的年轻人的表情，都是紧绷的、紧张的，大家似乎都把焦虑写在了脸上。
一个人人都焦虑、尤其是年轻人普遍的焦虑的社会，到底是受什么所困呢？既然“压力”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如此干扰我们的睡眠，那精确分析一下它的成分，就很有必要了。
还是根据王俊秀的调查。他认为：有13个方面的生活压力都与睡眠时长有关系。即：物价、住房、交通、医疗、子女教育、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家庭成员关系、工作或学习、自己或家人的就业、自己或家庭的收入、邻里/同学/同事关系、赡养老人、婚姻/恋爱。
13个方面生活压力的严重情况
从上图可知，48.62%的受访者认为物价压力严重，39.8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或家庭收入的压力严重，39.31%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或学习的压力严重，37.1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或家人的就业压力严重。
王俊秀认为，这些社会心态和睡眠息息相关，而我们常说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和公平感，也是社会压力的一体两面。
从2022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在种种社会压力中，排第一位的是物价，物价直接关系到一些人生活质量，进而也影响倒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而物价的压力在影响睡眠质量的归因里，作用还在不断增加。
对于大多数低收入者来说，物价是第一影响因素。虽然物价CPI并没有涨，但是大家明显感到生活压力变大了，或许是收入和物价的此消彼长，因为生活压力来自于主观的感受，当收入缩减了，原来不在意的物价，自然就成了压力。
物价和收入的比值带来的生活压力，是客观存在的感受，也是广泛的社会心理，当他们影响到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时，睡眠问题就会外溢，带来社会环境的劣化。
除了物价的压力，住房压力排在第二位。那些抽样调查的受访者，当被问及压力的来源时，常见的回答是：住房。
显然，住房不单是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睡眠的硬条件，当你的居住环境狭小、嘈杂，会直接影响到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
王俊秀的团队还分析了城市的不同区域的人是睡眠状况，比如说居住在城郊和近郊的人，普遍反映住房压力是最大的。租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人，通勤状况最为不利，睡眠就自然受到了挤占。
而当这个空间分布由近及远，从郊区来到农村，不再与城市通勤，这些地区的人的睡眠时间又得以保障，所以，“住有所居”是影响睡眠时长的最重要的变量。
不同居住地受访者的生活压力差异
从调查可知，居住在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的受访者的住房、交通、医疗、赡养老人的压力均很高。居住在市/县城以外的镇/农村的受访者，在自己或家庭收入、赡养老人、邻里/同学/同事关系上的压力平均分较高。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居住在市/县城以外的镇/农村的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最长，居住地离中心城区越远，睡眠质量自评越差。也就是说，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其实是较长的，但他们对自身睡眠质量自我评价却不好。
反过来说，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受访者，其平均睡眠时长往往不高，但他们对自身睡眠质量的自我评价却是不错的。
当然，生活压力的各个方面对睡眠时长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
睡眠质量自评好或不好的背后，还与较强的阶层系统合理信念、阶层流动信念、奋斗价值观、富裕内归因等认知息息相关。人们越是认可奋斗价值观，越是认可抱负、能力、努力等内部因素，而非关系、运气、政策等外部因素对致富的影响，其睡眠质量自评也就越高。
人们对睡眠质量的自评，就是上述种种压力之下的身心的自适应，他首先是主观的，但细致考校之后，却也是客观的。就好比我们常说幸福感是一个主观感受，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奋斗信念，常常就是归因为幸福感的因子。
从这一点来说，当我们说想要促进睡眠平等，便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了。
睡眠拖延：困在手机里
在睡眠指标的体系里，有二级指标是睡眠拖延、睡眠剥夺。
睡眠拖延是一种普遍现象，具有“躺下就入睡”的优秀的（气人的）睡眠品质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发生在青少年时代，当人们渐渐长大，负载增多，从躺在床上到真正入眠，总还是需要一个过程：1分钟、5分钟、10分钟……
在有了睡眠信念之后，人们总会选择一种行为来伴随睡眠。在“前手机时代”——姑且这么来称呼，人们大约会在床头放几本书，在阅读中渐渐入眠。看书时，我们的精神状态是处于放松的状态，几乎静止的姿势，也符合入睡前的准备状态；而且看书可以转移我们对睡眠的注意力，屏蔽白天的一些烦心事儿，直到眼皮酸涩，大脑缺氧，这时合上书本，即可入眠。
但是，当手机成为我们的“伴侣”，事情就复杂起来了。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往往是你将手机充上电和它互道晚安，醒来第一件事，你也和他互致问候——迫不及待看看不在线的这几个小时世界发生了什么。
智能手机丰富的内容，已经构成了对睡眠最大的影响因素，在王俊秀看来，入睡前玩儿手机导致的睡眠拖延和睡眠剥夺，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健康问题。
手机已经是我们的睡眠伴侣
进入短视频时代，刷短视频已经成为睡眠拖延和睡眠剥夺的主要方式。
在王俊秀的调研中，刷短视频或玩手机游戏，已经不止是年轻人的专享，中老年人也会刷得停不下来，人们对手机已经形成了隐形的依赖，是人们睡前消遣的主要选择，而这些杀掉的时间，往往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
而有一些手机APP的激励策略，鼓励每天打卡并伴有奖励，虽然奖励非常低，但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却已有足够的粘性，让人恨不得一直绑在上面。而智能推荐，又在运用大数据算法，源源不断推送你感兴趣的内容，让你刷了一条还想看下一条。
作为研究者，王俊秀认为，我们需要普及睡前沉迷于手机的危害。如今，游戏成瘾已经形成了初步共识，诸如通过技术时段，限制人们玩的时长；但对短视频来说，还没有好的办法，也缺乏定量分析的数据。
但手机形成的睡眠剥夺，对健康的影响是肯定的。它不光是青少年，也是全社会要面对的问题，需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干预。
当然，手机越来越综合的功能，也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也许有人在聊天，也许有人通过手机在阅读，也许也有人通过手机来听课、学习……这更增加了运用技术手段来干预的难度，而说到底，人的意识和自律行动，仍是一切根本。
拜社交媒体的强大，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被混淆，人们的睡眠也因此不断被剥夺。那个离职后花3小时退600个群的职场女士，让人们惊呼：人被群役，天下人苦“群”久矣。
从什么时候开始，所谓工作就是建个群，我们在不同的群中切换，就相当于在不同的人际网络中奔袭，扮演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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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们都要在无数次的回复中辗转。在不同的群，我们是雇员抑或客户、是学员抑或家长，是乙方抑或甲方……你必须以满格的状态和他人交往。但长时间的互联网社交，最渴望的就是夜深之后躺在床上，互道晚安后开启“低电量”模式。
这种状态，也被称之为“社会性睡眠”，是指生理上并没有进入入睡状态，只是在社会意义上“睡着了”。此时，本人已经开启勿扰模式，切断了社交通道，开启了互联网独处时光。
有些人经常会选择“社会性睡眠”。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用社交口吻展现自己的和蔼可亲，也不必一心照顾他人的情绪，成为一个短暂的、自由的灵魂。
于是，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虽然已有困意，却觉得如果不做点喜欢的事，就对不起自己劳碌的一天。做什么呢？漫无目的地刷短视频，享受一段时间的任性，或许就是一种补偿。
繁忙的互联网社交，让人们疲于在各个角色之间切换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里说过，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天我们带着人格面具扮演各种角色，是我们努力融入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它让我们能够与人、与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
社会性睡眠，意味着一种低能耗的修复模式。与其说社会性睡眠是你逃避现实世界的途径，不如说是一种界限管理方式。
于是，所谓的“困在手机里”，“困”难免有些推卸责任的意味，在手机在与睡眠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当我们选择沉湎其中时，多多少少是在选择一种安全的、暂时逃逸现实的心理动因，那么手机扮演的角色，也就更为复杂了。
手机与睡眠
既然，手机与睡眠的关系如此密切，那研究手机与睡眠的关系，就很有现实意义。
这里，我们引入了每日互动大数据来做数据洞察，每日互动是一家数据智能服务商，基于其海量的数据底层，通过特定的算法模型，展示设备的活跃状态，进而描摹群体偏好。这不会触及手机用户的隐私，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手机与人的互动状态。
这项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手机不使用的时间，即手机非活跃状态下，视作是人的睡眠时间。
这当然会有很大的偏差，因为手机不活跃，不一定是睡眠，也可能是无法使用手机的工作，也可能在运动健身。如果样本量特别大，可以弥补误差带来的失真，达到百万级，这种误差的影响就会很小。对此，王俊秀研究员也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判断工具。
基于这样的统计方法和研究方式，我们将数据洞察的人群做了如下定义：
熬夜人群：是指23时后手机还在活跃的人群（排除夜班人群）；
早起人群：是指凌晨5-6时手机就开始活跃的人群；
夜间活跃人群：即晚上24时至次日6时设备一直在活跃的人群（与早起人群去重后）
这项研究聚焦于每日互动数据库中的全量人群。截至2023月6月，每日互动开发者服务SDK累计安装量突破1000亿，其中智能IoT设备SDK累计安装量超3亿。此次洞察就基于每日互动的全量数据。取数时间为2023年6月5日（周一）。
数据洞察均采用TGI比较：
偏好值TGI=指洞察人群某特征占比/全量人群该特征占比
TGI值大于1，说明洞察人群对该特征偏好明显，数值越大，偏好越明显。
1、 熬夜的人，年轻人最生猛
在23时后手机还在活跃的人群，我们定义为熬夜的人，这也是郭兮恒医生认为的不能再晚的时间了。
数据显示，熬夜人群中女性TGI为0.97，小于熬夜人群中男性TGI。可见相比于男性，女性群体睡得更早。
从洞察人群的年龄分布来看，熬夜特征以18～24岁的年轻人群表现更明显，其熬夜TGI高达1.75，堪称最爱熬夜的人群。
从数据来看，中等消费水平人群更偏好熬夜。这与上文中王俊秀研究员的分析也呈现一致性，中等收入阶层的受访者，往往睡眠时长较短、睡眠质量不高。这些群体的生活压力也是最集中的群体，在正常的工作之外，总是有态度的事务需要处理，占据一定的睡眠时长。
当然，选择不熬夜，同样也是一种自律和生活态度。2019年，在综艺《乐队的夏天》最后一期节目，朴树上台唱了一首《No fear in my heart》惊艳众人。就在比赛正紧张进行的时候，朴树突然找到主持人说：“9点了，我要回去睡觉了。我岁数大了，熬不起了。”然后便径直走了。
朴树的行动，引发一片激赏，选择不熬夜同样也是一种自律。
当然，以朴树为例难免会引起腹诽，大家可能会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达到朴树的成就和自由度，想要自律地不熬夜，本身就是奢望。
在近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一场交友节目中，北京一位23岁的男嘉宾有着非常规律的作息，每晚21时睡觉，这居然引来全场惊呼，有女嘉宾秒灭灯并表示：他睡觉时自己常常还在加班。
坚持21时睡觉的年轻人，应该获得鼓励。
数据洞察还发现，熬夜人群的城市分布与城市等级呈正相关性，即城市等级越高，该地区人群的熬夜偏好就越明显。相较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居民显然具有更明显的晚睡属性。
通过对熬夜人群所覆盖的区域进行分析，发现在此次洞察的人群中，广州居民在熬夜人群中占比最高，其次为北京、深圳。这里既有地理气候的成因，也有城市文化的不同，我们看到，相比于北方城市，南方城市的夜生活丰富，人们更有晚上逛吃的习惯。但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人们的生活节奏无疑更快捷一些，熬夜变得更加日常。
此外，我们还对熬夜人群的兴趣偏好进行了洞察，发现这部分晚睡人群对运动健康、教育、新闻阅读、购物时尚、效率办公、交友聊天、旅游出行等有明显的偏好。结合人群主要分布城市可以推测，这部分熬夜人士有较为丰富的生活内容，熬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来自工作需要。
与此相对应的，APP使用偏好如上图，在旅游出行类APP中，TGI较高的有飞猪旅行1.94；航旅纵横 2.07，显示偏好飞机出行；keep 的TGI达到2.07，薄荷健康高达3.43，丁香园达到2.39，蜗牛睡眠（一款助眠类APP）达到2.46，显示该人群对运动健康的关注。此外，网易有道词典、不背单词、扇贝单词英语版等APP的使用偏好较高，显示出该部分人群对外语较强的学习意愿。同时该人群也希望通过番茄ToDo等效率管理APP来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2、早起的鸟儿，在捉什么虫
早上5时手机变活跃的人，大概率是勤奋和自律的人。
据载，曾国藩在30岁立志之后，做到了终生未明而起，每天早晨都是5点钟就起床，这位“古今第一完人”是早起的标杆，他的修身十二法，就是一张严格自律的作息表：早起、静坐、读书、保身、练字……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克制而有节律的生活。
现实中，我们常常能遇到早起的人，往往是对时间管理非常高效的人。
富兰克林认为，早起的人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为阅读、写作和思考创造时间。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并在清晨时刻安排自己的日程，他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也是他对早起的深刻理解。
数据显示，在所洞察的早起人群中，男性用户TGI达到1.16，女性用户TGI为0.81。男性起得更早。
数据洞察发现，35～44岁人群早起TGI高达1.60，其次为45岁+人群，达到1.11。
看来，相较于低年龄段人群，35岁以上人群起得更早。毕竟，对于中年人来说，早睡不一定能实现，早起却常常是必须的。对于有孩子的城市上班族，早起的时间大概率是花在了做早餐、送孩子上学等事情上，早晨其实是“像打仗一样的”地紧张和忙碌，需要争分夺秒完成所有步骤。
从消费水平来看，中等消费水平人群更倾向于早起，其TGI达到1.18
数据对早起人群进行洞察发现，在早起人群所覆盖的城市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杭州、苏州、武汉、成都等城市，表现出较强的早起特征，结合熬夜人群来看，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繁忙生活，对居民的作息时间产生了深度影响。
早起的城市，北京和上海两个超大城市高居榜首和榜二，这也和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通勤时间相互呼应。
根据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2022年一线城市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情况虽然得到改善，但北京60分钟以上通勤人口仍占28%；沪广深三地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人口保持不变。
显然，一部分职场新人考虑到租住成本和就业机会，不得不承受长距离的极端通勤。16个城市中，京沪渝职场新人平均通勤距离超10公里，10%的职场新人单程通勤距离超25公里。其中，在北京的职场新人中，14％的人口需要承受25公里以上的通勤距离。天津、西安、郑州、重庆也有超过12%的职场新人承受超长通勤。
数据显示，大货车司机，是早起和常常在夜间活跃的人群，可见这个职业的辛苦程度
显然，那些选择或被迫选择极端通勤的人，自然要忍受睡眠时长被挤占的现实。
人们的起床时间与职业特性密切相关。在此次所洞察到的早起人群中，货车司机的职业TGI最高，达到2.80，此外教师、快递及外卖配送行业从业人员的早起TGI也较高，分别为1.52和1.44。
3、 城市已入睡，这些人开始活跃
城市入睡时，总有一些人还在上班。城市越来越大，越需要一些人牺牲夜间睡觉的自然节律，维持一个城市的有效运转，总要有一些人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朝24小时不停歇的方向发展，夜班群体随之迅速膨胀。他们或许是电厂运行人员、道路清洁工、医生护士、民警保安，或许是日内交易员、IT运维、跨国客服……一些互联网企业也从“996”变为“247”倒班制，他们都需要上夜班。
当然，上夜班的还有我这样的码字人，他们是作家、编剧、记者……渐渐地，日复一日，在夜色笼罩下失去了神采、好的记忆力、社交能力、头发。
数据显示，夜间活跃人群中，男性群体TGI为1.17，也就是说相较于女性群体夜间更加活跃。
从年龄分布来看，相较于45岁+人群，25～44岁人群显然夜间更加活跃。这与熬夜人群也高度相似。
虽然熬夜人群的城市分布与城市等级呈正相关性，即城市等级越高，该地区人群的熬夜偏好就越明显。但是夜间活跃人群的城市等级分布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大城市繁忙的工作和丰富的夜生活，是人们倾向“不睡”的两个主要原因的话，在这项数据的对比下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身处不同城市，还是会有不同的生活节奏，人的生物钟也是会随着城市的“作息”而调节的。
而城市的作息，显然和这个城市的地理气候、地域文化、消费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夜间活跃人群所覆盖的区域进行分析，发现在这部分人群中重庆居民在夜间最活跃，其次为北京、广州。所有夜间活跃人群较多的城市，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消费中心城市。
作为巴渝文化的发源地，重庆的夜生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较场口夜市、不夜九城和都市花园夜市等夜市，每天夜晚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市民，各种娱乐活动和表演也让人在热闹的氛围中尽情享受。
据说，重庆的年轻人流行组个夜班学习局，学习书法、打击乐、民谣、咖啡品鉴、面塑、非遗剪纸、服装搭配……这种新式“夜生活”也填补了城市的夜空。
数据洞察发现，夜间活跃人群的职业画像与熬夜人群的职业画像有较高相似性。主播人群在夜间活跃人群中也呈现出较强特征。
黑白颠倒几乎是每个主播的日常。为了迎合网友的娱乐时间，主播们工作的时间通常从20时开始，时长则随着粉丝流量的多少而延后。
距离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大约24公里的九堡，是电商直播MCN机构的聚集地，也是成百上千供应链工厂的财富源头，那里的主播们黑白颠倒，全年无休。夜晚，正是这台机器高速运转的环节，晚上20点到24点被誉为直播的黄金时段。
晨昏颠倒的主播这喜欢熬夜的年轻人互为因果，当熬夜的年轻人消费欲大爆发，也是大主播们的工作时刻，直播电商产业链上的主播、供应链老板，抑或是运营、主播经纪人都在紧张地工作，一场直播下来后，往往就到了凌晨2点。
直播结束，熬夜党们终于睡着，主播们还是很难睡着，大多数主播们还在关心着直播数据，复盘着一天的表现。很多时候他们躺在床上看着别人直播，或者刷手机中等到凌晨4、5点，才开始入睡。残酷的竞争、超出常人的付出，是大部分人看不到的主播的B面。
光鲜的主播们，常常黑白颠倒
上述林林总总的数据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那些早起的、晚睡的人，有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图谱，那些熬夜、早起、在夜间仍然活跃的人，与25～44岁的中间消费人群高度重合，他们显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的睡眠状况，也是最令人担忧的。
总体上，中国人的睡眠时长有待增加，睡眠质量自评有待提升。5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和女性群体的睡眠质量普遍自评偏低，大家对“睡个好觉”的现状不太满意，期望有更加满意的睡眠。
而从这份分析中，我们同样也可知，中国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低收入者，睡眠环境较差，且由于睡眠相关知识的缺乏与睡眠健康意识不强，他们睡眠时长较短，睡眠质量自评偏低。在智能手机已经普及的当下，他们还在短视频和各种激励性 APP的诱导之下，将睡眠时间花在了刷手机上。
这样的睡眠状况，与社会心态是相互交织的。社会心态本身也是影响睡眠状况的重要因素，个体在国家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方面的美好生活体验越多，其睡眠质量自评越高。较高的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公平感、社会信任以及较低的社会压力感，能够显著提升人们的睡眠质量自评。换句话说，高质量的睡眠，有赖于积极健康的心理环境，良好的社会心态，是提升民众睡眠质量自评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样一份对中国人睡眠情况的观察报告，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有幸阅读的你，或许能从中感知些什么，在牺牲睡眠时间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许能够重新衡量，是你的睡眠优先？还是做事优先？
睡眠是有机体与生俱来的周期性的静息生理现象，是维系人类健康的保证。每个人都要正视睡眠，克服睡眠拖延和睡眠剥夺，把睡眠时间争取回来。
从现在起，放下手机，睡个好觉，以充沛的精力开启2024。
